被遮蔽的“说话”——再论刘震云前期小说

被遮蔽的“说话”
——
—再论刘震云前期小说冷南羲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1121)
摘
要:对刘震云小说“说话”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世纪以后的作品中,对作家前期小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日常
生活”“权力”和“历史”这三个维度。

前期作品的“说话”行为被当作研究其他主题的工具,实际处于被遮蔽的地位。

即使如此,也显示了作者对“说话”这一日常行为的格外重视。

“说话”在被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也透露出作者对该行为的思考。

这份思考贯穿了作家之后的创作,并最终从被遮蔽的地位跃然成为小说的中心主题。

因此本文将通过揭示“说话”行为在“新写实系列”“官场系列”和“故乡系列”中被遮蔽的状态,发掘后期“说话”行为的艺术特征,进而梳理“说话”艺术在刘震云小说中的同一性和继承关系,充实对新世纪“说话系列”小说的研究。

关键词:说话;新写实小说;官场小说;故乡小说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9)01-0034-05
现有研究大多将刘震云的创作冠以总结性的称谓,评论家将他的小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这种思潮性质的命名与偏爱统一、善于归纳总结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刘震云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文坛时,被评论家称为“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后因对官场人情世故的描绘,其作品又被学者归为“官场系列”小说;进入90年代后,因其选材偏向历史,故被当作“新历史小说”主力军;新世纪以来,因《一腔废话》《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将“说话”“交流”等要素作为小说名称或主要内容,有研究者将此类小说称为“说话系列”小说。

暂且不论如此清晰的分期是否合理,这种按照文学潮流“套帽子”的做法无疑人为切断了作家创作的连续性,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碎片化的特征。

事实上刘震云的创作是一以贯之的,他对说话行为的关注也并非从新世纪初的“说话系列”小说才开始的。

紧贴客观世界,从可见、可闻、可触的“色相”出发把握世间百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反讽现实以揭露生存困境,进而寻找救赎之道,这些特点自刘震云初入文学殿堂就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说话”艺术在“官场系列”“故乡系列”中就有所呈现,伴随着作家的创作逐步深入,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成为小说内在主题和刘震云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核心特
点。

所以有必要从作家创作整体观出发,分析这一行为在作者前期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以刘震云小说的“说话”行为作为突破口,将作家前后期创作打通而不局限于现有的阶段划分,阐释说话行为在刘震云早期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对后期创作的影响。

一、被生活压迫的说话
刘震云作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而被读者熟知。

在早期的《塔埔》《新兵连》《一地鸡毛》等小说中,他集中描写了大众百姓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关注到物质层面的压力不仅扭曲了人物的价值观、异化了人物的行为,也挤压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压迫着他们的说话。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或为解决生活困难而展开,或因日常琐事的干扰无力乃至无心进行。

作者正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以及物质世界对主体生命的束缚,并为随后诞生于“官场系列”中为改变贫困生活而出现的权力狂热埋下伏笔。

刘震云此阶段的创作意图是“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的‘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1]307。

由此看来,自初登文坛,作家就秉持解构式的创作途径。

这种解构式书写借助人物对话去除附着于现实本质之上的“权力”“历史”等要素,力图还原
收稿日期:2018-10-24
作者简介:冷南羲(1993—),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36卷第1期Vol.36No.1
新乡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2019年1月Jan.2019
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

此阶段通过解构书写的现实本质在后期“说话系列”小说中成为主体获得救赎的前提,作家正是基于“说话”的解构与重构确立了“说话”主题,从而将其前后期的小说连贯起来。

因此“说话”主题的开端在最早的“新写实小说”中就初见端倪,有必要联系该主题和作家创作整体观对刘震云早期小说进行再审视。

一般而言,“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2]。

因此生活在贫穷时代农村里的人,大多对食物等生存要素有着切身经验,并影响到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刘震云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其创作的发端,并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物质压力,与其生活经验、童年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

挥之不去的饥饿烙印、贫穷记忆、生存难题,是作家文学创作最生动的素材,因此,在《塔埔》中才有类似“磨桌”烤蝉充饥的心酸片段以及《一地鸡毛》中知识分子夫妇为一块馊豆腐喋喋不休的场景。

“新写实小说”强调“零度书写”,即客观呈现日常生活的本貌,而刘震云对日常生活原貌,特别是对生活困境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物间的对话,作者正是通过“说话”这个媒介完成了对现实的“还原”。

此外,刘震云还原现实生活的书写依旧遵循解构原则,即通过对宏大政治叙事的解构将个体欲望、日常生活、私人利益等要素解放出来。

“说话”在此时作为表现小说主题的途径,在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为解决日常生存困境的交流,另一种是因生活琐事阻扰而导致吵架或交流中止。

第一种说话因现实生活中的功名竞争、愤懑郁结、良心忏悔等缘故需要找他者倾诉,以缓解内心的矛盾,如在《新兵连》里经常可见的个体: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班副,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什么话?”“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元首”愣愣地说:“是我!”“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

“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

当时班里
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

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3]119“老肥”由于“元首”的举报被部队退回原籍,自杀身亡。

“元首”因为得知战友身亡的消息内心愧疚难堪,也顾不上争权夺利,需要通过交流排解内心的悔恨。

这种事后的悔恨除了能暂时抒发个体内心郁积的情绪之外,很难对事态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即使是这样的事后真话,在之后的“说话系列”小说中也难见踪影。

人们为处理现实困境进行的交流既体现出他们盼望通过说话排解郁闷、获取帮助、解决现实难题的需求,也有助于作家实现主观创作的目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所回应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困境。

也即是说此时人物间的交流属于正常范畴内的交流,与之后小说中人物口中的“废话”“内心私语”和“说话”有一定区别。

第二种说话,即因生活琐事阻扰而导致吵架或交流中止的现象,则在《一地鸡毛》中有形象的呈现: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坐在厨房水池上落泪。

[1]264
这里,小林与妻子吵架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一块馊豆腐、老家来客“蹭吃蹭喝”等日常事件,每次吵架后,小林家都会陷入短暂的沉寂,人物间的交流被迫中止。

生活的琐事压迫着人们,使他们无力甚至无心交流。

这类因争吵导致的无言窘境既说明日常生活的艰辛,更体现出无奈生活中的个体挣扎。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此时人物间的争吵如针尖对麦芒般尖锐,与后期小说中人物争吵过程中的笑里藏刀、话中有话有着巨大差别。

虽然“说话”行为以单纯的状态存在于这类小说中,被当作阐释现实生活诸多内涵的途径,但从中却也能看出作者对这一行为的格外关注。

如若联系刘震云后期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此时说话行为的特点为之后“说话系列”小说中的“说话”或埋下伏笔、或形成对比——
—尽管这些联系在作家前期的创作过程中可能是无意之举。

“说话”行为在刘震云的“新写实系列”中被作为揭示日常生活主题内涵的途径,人物间的对话大多受到现实的影响和生活的压迫,带有自我倾诉、锋锐犀利、真实直接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些特点与新世纪以来的“说话系列”小说中的“说话”艺术存在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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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震云小说“说话”艺术特点的前兆。

尽管之后作者关注的焦点由日常生活转向官场,但“说话”的作用和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二、被权力控制的“说话”
因对权力的持续关注,有学者认为刘震云是当代最擅长描绘官场百态、中国社会权力体系的作家。

“刘震云特别擅长描写处于权力关系中的人的欲望和生存特性”[4]。

如果说“新写实系列”小说是刘震云进入文坛的敲门砖,那么“官场系列”小说则是确立其经典作家地位的奠基石。

作家在《单位》《官场》《官人》等小说中集中揭露了官场上的人情世故,官员们为追名逐利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到头来大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小说结局往往荒诞无奈,令人唏嘘。

刘震云以一种调侃和反讽的态度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而“说话”则是他倚仗的工具,作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呈现出官场中不同个体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以及存在于中国社会中“不为人知”的权力体系,并为之后“故乡系列”中对官本位思想诞生的历史溯源奠定基础。

从“新写实系列”到“官场系列”,刘震云的创作重心和主题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但“说话”在文本中担任的角色和作用始终不变。

与“新写实系列”中“说话”行为的地位、作用类似,“官场系列”中的“说话”仍作为一种行为承担为主题服务的功能。

但此时的“说话”也有某些新特点,呈现出与后期“说话系列”小说“说话”相关的艺术特征。

作为呈现主题的途径,“说话”在此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权力联系密切的说话,暂且可以称作权力话语;另一类是与权力联系不那么密切的说话,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个体的自言自语。

第一类权力话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起到交流作用的虚假谎言,即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编造谎言,而谎言承担了正常交流中传情达意的功能,例如《单位》中的小林因害怕得罪女老乔,只得欺骗她说自己支持外边的同志担任处长,以换取入党的资格。

另一种是被拆穿的谎话或者是导致交流中断的真话,即引发矛盾并最终中止说话行为的权力话语,例如《官场》中金全礼和“二百五”因吴老的丧事规格问题在会议上大吵大闹,导致交流中断。

这类与权力关系密切的说话造成的后果与上述“新写实系列”中因生活琐事阻扰而导致吵架或交流中止的“说话”的后果相似,但产生这类对
话的原因却由生活压迫变为权力欲望。

另外最明显的区别还在于此时一部分对话内容已经是虚假的,即“新写实时期”的说话即使是吵架也是真话,但“官场系列”中已经出现相当一部分谎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斥着虚伪的论调,这已经隐约能看到后期“说话系列”小说的某些影子。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既与作家主观认知、小说题材等要素有关,也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深入,他看到了更为真实的现实,看到了真实背后的虚假,这无疑比质朴的《塔埔》更冷峻,也更具现实说服力。

从“官场系列”开始,刘震云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谎言,并在之后的创作中不断挖掘这一资源,甚至提出:“支撑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一分每一秒的是谎言,个人的谎言,甚至会是一个民族的谎言或者人类共同的谎言。

”[5]由此可见新世纪“说话系列”小说的核心特征“谎言”在“官场系列”中就有所体现。

第二类与权力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说话”与上述
“新写实系列”中个体因现实压力需要找他者倾诉的说
话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新写实系列”中的倾诉是有他者作为倾听对象的,而“官场系列”小说中的倾诉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自言自语。

这即是说在新写实时期,个体还有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同伴,而官场中个体民经没有可以相信的同伴,不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心声了。

例如在《单位》中,老张因升职换办公室惹来大家议论,他听到后只能在心里骂人:
这边仍在议论,那边老张提着拖鞋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

他听见了。

听见了大家议论他怎么升的副局长。

不过他没有生气,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如果别人升副局长,他会不议论吗?将心比心,他原谅了大家。

毕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

不过等老张换上拖鞋,关上门一个人靠到沙发上时,又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些乌龟王八蛋,瞎议论什么!你们懂个鸡巴啥!爷这次升官,硬是谁也没靠,靠的是运气。

”[3]187
人物之间的交流各自心怀鬼胎,说出口的话并非真言。

权力的束缚造成了这种虚伪的话语,权力的高低也形成了话语壁垒。

只有相同阶层的人才能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但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要谈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交流也会随之中断。

于是,同事们的议论只能背着领导悄悄进行,话题一落到自己头上,急忙装聋作哑;领导憋了一肚子话也只能自己说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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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听,在别的领导面前也要小心翼翼地讲话。

在官场系列小说中,人们之间的交流远不如新写实小说中那样真诚、直接,个体对他者的不信任导致了私语的泛滥。

因个体对他者的不信任转入内心私语的现象在作家之后的小说中得到不断丰富,“私语”最终与“谎言”一并成为后期“说话系列”小说的关键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小说中通过个体的自言自语与人们对交流的警惕传达了这种不信任。

除此之外,存在于“官场系列”中因权力、地位差异所导致的人物无法沟通的现象,以及话语背后的内涵竞相角逐等情形在以“说话”为主题的刘震云后期小说中都有体现。

由此可见,存在于后期“说话系列”小说中的“私语”“谎言”等核心特征在“官场小说”时期已有表现。

作者不仅通过说话行为揭示了与权力主题相关的内容,也在运用说话工具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这一行为的认知。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官场系列”时期的创作,将其纳入以“说话”为核心的创作和研究体系中。

随着作家对现实认知的进一步加深,他看到的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种种荒谬,感受到个体在权力网络中的无能为力。

因为官本位制度的产生与我国历史密切相关,所以作者试图重返故乡,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找造成现实困境、形成权力网络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

在此次创作转向的过程中,之前作为阐释主题工具的“说话”的作用和地位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表现出由工具向主题蜕变的痕迹。

三尧被历史束缚的说话
正如学者所言:“‘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

”[1]309如果说“新写实系列”和“官场系列”中的短篇小说取材于作家自身生活经历,贴近现实、针砭时弊,那么,“故乡系列”小说的故事背景、情节设计等与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

从“官场系列”到“故乡系列”,刘震云的创作转向有其内在逻辑,正是基于对现实人情冷暖、幕后黑幕的认知与困惑,他渴望到民族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历史创作。

有学者将刘震云此时的创作归为“新历史小说”的范畴,“故乡系列”小说确实以一种“反历史”的方式呈现出“新历史”,而对原有正统历史的颠覆以及对“新历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人物说话完成的。

与“新写实系列”和“官场系列”相比,“故乡系列”中的说话行为不单单是作为阐释主题的方式,其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如若以“说话”作为关键词审视刘震云的创作生涯,“故乡系列”小说具备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它接续了之前说话行为作为工具阐释小说主题的功能,另一方面它拉开了之后“说话”作为小说主题的序幕。

作家自己也谈到:“过去是我对这些事情的叙述,《故乡相处流传》是他们对事情的叙述,我是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叙述。

”[6]作家的主体隐退,借小说人物之口进行叙述本身就带有对话的性质,因而“故乡系列”小说更加贴近“说话系列”小说的特点。

如上所述,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说话”行为在“故乡系列”中可以分为阐释主题的“说话”和独立存在的“说话”两类。

所谓阐释主题的“说话”,即与之前“新写实系列”和“官场系列”中的“说话”行为相似,作为阐释有关“历史”主题内涵的工具。

具体来说在“故乡系列”小说中,特别是在《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通过人物的“说话”颠覆了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历史。

例如一代枭雄曹操、袁绍在小说中成了脚趾流脓、头顶发炎的难民,决定天下格局的战争缘由也是盟友双方头领因一个寡妇争风吃醋、反目成仇、大打出手。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颠覆也时常通过人物的对话实现,例如袁绍在迁移途中卑贱求饶:“两位爷爷,轻一点。

等我伤好了,给你们两位爷爷捏脚!”[7]原本庄重严肃的历史变成了“一地鸡毛”,原本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变为凡夫俗子。

但也应该看到,虽然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旨在颠覆曾经被视作真理的历实,意在构造一种新历史,但这种颠覆性的历史观实际还是未能脱离对历史的“热衷”。

此时作家对历史的颠覆与重塑与他之后“说话系列”小说中牵涉到的历史要素、对历史完全抛弃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

这一阶段小说中的说话一方面颠覆了从前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又被新的历史主题所束缚,因而始终未能脱离这一主题,依旧是阐释历史主题的工具,承续了之前小说中说话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独立存在的“说话”,是指“说话”不再作为阐释主题的途径而成为主题本身,并为新世纪的“说话系列”小说拉开序幕。

这类“说话”在此阶段主要呈现出两种特征:其一,“说话”行为或者说出的某句话具有主导故事发展的作用,即“说话”行为自身有了力量,而非之前那种由于是在阐释别的主题过程而成为狐假虎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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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例如在《故乡天下黄花》中李文闹就是因为没听父亲李老喜的话,少给了枪手二十大洋,后来反被枪手勒死,使得李家失去了对村子的掌控,让孙家趁机报仇,于是孙李两家的矛盾越结越深。

其二,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出现了大量无用的自言自语,这里的“大量”和“无用”是与“新写实系列”和“官场系列”中出现的具备倾诉作用的交流或者自言自语相比较的结果———例如在《故乡面和花朵》第一卷开头就是孬舅对着“我”说了一阵“毫无意义”的“废话”。

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废话”成为之后“说话系列”小说的常客,因为采用了不同的评定标准,所以毫无意义也就变为了有意义。

由此可见,诸如后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论述的一句话所具备的威能以及《一腔废话》中呈现的无意识私语等主旨都能在“故乡系列”小说中找到源头。

这类独立话语的出现,使得说话行为摆脱了之前为阐释主题而服务的工具地位,并为之后“说话”的主题化奠定了基础。

“故乡系列”作为刘震云小说“说话”艺术特征变化
的过渡点,一方面继承了之前小说中说话行为为主题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产生了与其他主题无关的话语本体意义。

从“故乡系列”开始,说话逐渐由为其他主题服务内化为小说主题,作家也有从交流价值、话语意义等维度将说话单独抽出进行研究的倾向。

因此有必要从作家创作整体观重新审视“故乡系列”时期的创作,将其纳入以“说话”为核心的创作、研究体系中,分析存在于该阶段小说中的说话行为的过渡意义与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刘震云前期“新写实系列”“官场系列”和“故乡系列”小说的梳理,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转向有其内在逻辑,并非仅仅是一种“思潮”性质的命名归纳。

这种转向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这种逐步深入的递进过程是依托小说中人物的说话行为完成的。

在
这一过程中,“说话”不仅承担了阐释小说主题的功能,也与后期“说话系列”小说中的“说话”特征形成一定的联系或区别,所以此时的小说可算作后期“说话系列”小说的前奏。

自踏入文坛之初,刘震云就努力贴近现实、把握现实、描绘现实,说话则是他借用的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流露出与同时代作家的共性即“一种强烈的解释世界的冲动”[1]301。

但相较于余华冷漠血腥的解释、北村基于精神宗教的解释,刘震云对现实的解释是通过说话进行的。

此时以说话为前提阐释现实的方式确立了后期小说中“说话”主题的本质地位,所以有必要从刘震云的创作整体观出发、以“说话”作为关键词对其前期创作进行再审视,并在此过程中梳理后期“说话系列”小说中“说话”艺术特征的萌芽与流变,从而将刘震云的前期小说纳入以“说话”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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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责任编辑谢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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