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

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

”①“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三集时，把入选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称为乡土文学作家。

他是最早概括这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人。

”
②鲁迅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含义，而且在自己创作中实践着。

因此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

③由此可见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都出现得很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

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上。

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

一鲁迅的故乡在浙江之东——绍兴。

鲁迅初到人世，就已经在不由自主地吮吸着浙东自耕农的文化养料了。

这个家中操持家务的祖母（蒋氏）、母亲（鲁瑞），原本都是“目不识丁”的乡下人，蒋氏的善良、幽默，鲁瑞的刚毅、坚忍都与浙东民性相通，而深深的影响着鲁迅，以至在他别离故乡几十年后，仍然在他身上留着拂不去的印痕，在他身上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鲁迅乡土化的生活习性。

这在鲁迅与出生于沿海城市的一个官僚之家的许广平的共同生活中，留下了许广平如下的回忆——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一样的穿出来。

俭省有时几乎令人看不过去，例如抽香烟，直至烧手或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然后丢掉。

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

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

他喜欢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象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

正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的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这对其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有特殊的意义，在作品中寄托了他对故乡的深情。

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

但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纸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

鲁迅缘此而感受到未失童心、稚气的温暖与慰籍，在他的心灵中竟一直保持着诗的魅力。

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倾吐在字里行间，饱含在对浙东故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的描绘和刻画上，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的展现。

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文学的常见主题。

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药》、《风波》、《故乡》、《离婚》、《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

作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

“按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的女儿。

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

”④这一习俗在《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
代。

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

《离婚》中写了庄木三到施家去“拆灶”。

《风波》中用小孩子刚出生时称的斤数命名，则是浙东农村一些村庄取小名的“普通的习惯”。

《孤独者中》中魏连殳死时门上贴“斜角纸”，也都是浙东一带风行的习俗。

“狗气杀”这种浙东农村特有养鸡器具，在《故乡》中都有出现和说明。

这些习俗在鲁迅作品中的出现，是作为细节的真实，也是鲁迅少年时期故乡生活的写照。

有的有助于丰富人物的性格，有的推动了情节的发展，鲁迅对于习俗的描写，是交代生活着的具体的有特色的环境。

如《祝福》中对预备祝福和祭祀的环境描写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家家户户一律的忙，特别是女人更忙，“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二是说在祭祀时很慎重，“拜的只限于男人”。

祥林嫂生活在这一环境中。

她的悲剧命运与悲惨的死，就是在鲁镇四次祝福的习俗中完成的。

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

《孔乙己》中曲尺形柜台的不同格局和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喝酒方式，不仅反映了浙东小镇酒店的乡土风韵，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农村穷、富两个阶级的对立。

鲁迅往往把绍兴一带的小酒店和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

若非少年时代耳濡目染，很难凭空构造出这样的生活环境，同样也是鲁迅少年时期乡土生活的写照，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的“刻”在鲁迅的记忆中。

绍兴是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江南水乡，“绍兴师爷”名扬天下，是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之地。

鲁迅乡土小说的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总之，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

那种近乎“仙境”般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

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神奇美妙、传神、动人、可爱，也只有诗那般的环境才能映衬出童心的那份绝假存真，稚气的温暖与慰籍。

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

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

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镶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上，留在鲁迅美好的记忆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封建等级观念日益的加深，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人情也随之变化。

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

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隔阂，人情变得如此淡薄，这也就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

总之，小说中的景色描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再现，更是鲁迅的“乡土情结”淋漓尽致的展现。

鲁迅对故乡风俗、景物的描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鲁迅对乡土有独特的感触皆源于其自身的“乡土情结。

”第二，鲁迅着重点染的是浙东水乡的特色，提供人物活动的舞台，展现人物性格，反映时代风貌以显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三，鲁迅笔下描绘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增加了美和力，给读者“视觉”以冲击，而产生精神的愉悦，富有美感，表达了作者的美学思想。

二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鲁迅对于风俗、景物、乡情的描写，也不只停留在“游历家的眼光”上，而对于农村农民和妇女生活的描写，更显示了“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

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经历进而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使他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某种农民因素。

这种因素进而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倾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把他最真挚、最深厚、最热烈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

他饱蘸同情的笔墨，写出了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喘息的苦难。

鲁迅“象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

”⑤把这种深厚的情感全都倾注到他的小说创作
中。

《故乡》中老实忠厚的闰土，年复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战线上挣扎着，被压榨得说不出话来，变成了木然毫无表情的“石像”。

如果说闰土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活，那么阿Q 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阿Q的命运比闰土更惨。

鲁迅在《故乡》、《阿Q正传》中描写了农民生活的悲苦与挣扎，而在《明天》、《祝福》、《离婚》中，则描写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与挣扎。

从祥林嫂到爱姑，无不如此，如果鲁迅只能把中国农村的农民与妇女的悲苦生活描写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话，那么，二十年代其他的乡土作家们也是能够做到的。

而鲁迅反映故乡生活的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典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农民深深的“爱”和极为强烈的乡土情结。

鲁迅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倾吐：第一，鲁迅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与妇女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妇女要恪守“三从四德”。

鲁迅指出中国的妇女没有妻性，只有儿女性。

他们把伟大的母爱倾注到孩子身上，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把宝儿看作她的唯一希望。

为了宝儿，她在苦难的生命线上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却不料病魔与庸医夺走了宝儿生命。

单四嫂子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现在“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

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

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

这是一个伟大母亲的心在极端痛苦时对周围感觉“变形”的反映。

单四嫂子是那样的孤寂，那样的空虚，那样的悲痛，那样的绝望。

《祝福》里的祥林嫂重复地向鲁镇的人们诉说她儿子被狼叨走的悲惨故事，最后怀着恐惧和希望走向地狱。

去寻找她可爱的阿毛，鲁迅揭示他们心灵的痛苦异常深刻，震撼着读者的灵魂。

第二，鲁迅不仅描绘农民与妇女的痛苦生活，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

祥林嫂被封建礼教所虐杀，爱姑被夫权主义所残害，阿Q被封建司法制度所杀害，闰土被封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所压扁。

鲁迅揭露了封建社会各种制度是造成他们痛苦与悲剧的根源。

鲁迅揭露的目的，是在于令人对封建制度产生动摇与怀疑，以至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第三，鲁迅不仅“哀其不幸”，同情农民与妇女的疾苦，而且“怒其不争”，揭示他们的愚味与麻木，并着力地进行鞭挞，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

鲁迅描写农民的麻木与昏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

祥林嫂伤心的故事，引不起鲁镇人们的同情；咸亨酒店的“短衣帮”以奚落孔乙己为乐；单四嫂死了儿子邻居都来“揩油“；华老栓的儿子得了痨病，用人血馒头来论。

更有甚者，愚昧的群众竟成为鉴赏杀人的看客。

鲁迅鞭挞农民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

启蒙他们的觉误。

鲁迅重视思想革命，写阿Q突出精神胜利法，是为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暴露国民弱点，从而走到开始反省的道路。

第四，鲁迅说：“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⑥正是在与农民的亲近中形成深深的“爱”使他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在描写农民困苦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可贵的是：他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考察。

在当时作家中具有这种远大，尖锐目光的几乎没有，这确实表现了鲁迅独特的思想家的高超。

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看法几乎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相近。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鲁迅不仅看到农民的愚昧与落后，而且还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潜在反抗力量。

而这种反抗愈来愈烈。

从祥林嫂到爱姑的反抗，就显示了这一点。

即使象阿Q这样落后不觉误的农民，也有革命的要求。

“爱之深，责之切”正因为鲁迅深爱着故土，也深爱着农民，所以他狠狠地鞭挞农民的弱点，唤醒他们起来斗争。

因此，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三生活之网往往并不随人们的主观意愿把人紧紧地裹挟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浙东农民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鲁迅，农民的气质连同形成的土壤进而构造成鲁迅强烈的乡土情结。

这种“情结”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趋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

比如，鲁迅受故乡农民的影响而形成的“幽默气质”，在他的小说中就有着随处可见的表现；
但这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幽默，是笑中含泪，以喜剧的方式表现悲剧的内容。

（如阿Q形象的刻画）。

鲁迅少时的乡土生活经历，在其小说中极为常见，当鲁迅别离故乡三十年后，提笔给故乡农民和生活画像时，昔日的生活场景以至种种细节，人物形貌、神情、评议，几乎下意识的汇入笔端，形诸纸面；而这一切似乎又统摄于他的“乡土情结”中。

仅就他的小说中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而言，鲁迅对他们身上的精神残疾的表现，总是严格限定在不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下。

诸如阿Q的勤劳，闰土的质朴，祥林嫂的坚毅，单四嫂子的慈爱；故乡农民的美德，正是这些人物魅力所在。

他要求笔下形象再现故乡农民固有特征的惊人的准确性，因此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

他敢于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现实，不粉饰、不瞒骗、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农民，以他独特的发现，真实地描写农村、农民，因为鲁迅深爱着苦难的农民。

他写的都是浙东一带乡村中普通的人和经常发生的事。

鲁迅依据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从农村现实生活出发，以普通人平凡事为主要描写对象。

他独具慧眼，从平凡中发现出不寻常来，从普通中挖掘出特殊的意义来。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凭着少年故乡生活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故乡》中的金色月夜，《社戏》中的朦胧月色，《风波》中的土场黄昏，清新淡雅，宛如一幅幅水墨画，这都缘于作者对故乡风情的那种浓烈的情感渲泄，但这种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的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低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

鲁迅由此而对故乡的农民那种强烈的爱，得以表达。

在作品中鲁迅灵活的运用了使自己倍感亲切的绍兴方言，《大明灯》结尾的民歌。

“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这是绍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中“戏文”就是浙东方言；它反映了绍兴水乡特有的风物，很富有诗情画意。

在《风波》的黄昏临河的土场上，农家的妇女、男人、八一嫂、赵七爷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我们仿佛听到了绍兴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真实。

方言运用得当，很能表现地方色彩和作家的艺术风格。

反之，则使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此外在语言中还保留着农民特有的眼光与用语。

比如，农民对人的好坏，事的是非往往用“忙”与“闲”之类简明、朴素的尺度来辨别。

但鲁迅在文中方言的运用往往是恰到好处、这与作者的乡土生活经历很有关系。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味到来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对浙东乡土的真挚的情感——乡土情结；也能深深的体味到作者心间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他深爱着他的受苦受难的农民，而对农民的这种爱又是其乡土情结之源，基于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才能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