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临终关怀_富晓星

人类学视野中的临终关怀

富晓星 张有春

摘 要：现代意义上临终关怀的重点是以控制症状为主，护理照料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在以医学为主角的临终关怀服务团队中，渐渐渗透了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

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视角。实质上，在临终关怀尚未制度化时，人文社会科学就已切

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并未将问题意识局限在量化的临终阶段①，而是延展至疾病、

生死、制度、秩序、习俗、仪式等最重要的社会表象，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组织与结构

及其相配合的社会人格、族群心理和集体情感等层面。人类学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

践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临终关怀；死亡；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０７）０９－０１１５－０９

作者简介：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一、临终关怀的含义

近些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昂贵、慢性病增多、人们对有尊严死亡的关注等社会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出现，人类社会对临终关怀服务的要求迅速增加。何为临终关怀呢？临终关怀是由英文Ｈｏｓｐｉｃｅ转译而来，其原意为“收容院”、“救济院”、为僧侣所设的“招待所”、“安息所”等②。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事业发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之后传到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挪威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并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传入我国③。各个国家和地区针对身患绝症的临终病人（以治愈为导向的治疗不再有效）的护理原则和实践会有分疏，但共同遵循的关键词有：疼痛控制、舒缓疗护、心理支持；也可以说，临终关怀是一个现代名词，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基础上的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学问与实践。

生理学意义上关于死亡的界定让我们熟知了医学科学领域中的一些专业术语：脑死亡（ｂｒａｉｎ　ｄｅａｔｈ）和临床死亡（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ａｔｈ）等，这些术语所涵摄的关于死亡的意义均是生命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２５

①　临终是生命过程即将终结阶段。临终者指诊断明确，估计生命期仅１０个月左右的患者。引自余静、刘小国《我国临终关

怀的现状与展望》，《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②　李向东主编：《护理与临终关怀》，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７页。

③　１９８８年５月，美籍华人黄天中博士访问中国，与天津医科大学崔以泰教授合作，并于同年７月成立了“天津医科大学临

终关怀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临终关怀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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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的测定，这种标准化的死亡的界定如今通行于医学科学覆盖的每一个角落。如从社会科学角度认识死亡问题，则因其范围广阔、含义深远而难于归纳。因为宏观上，死亡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美感经验、人伦道德等各个层面，微观上要虑及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因此诸学科均从本学科角度对死亡做出形而上的概括和总结。

二、传统人类学研究死亡问题的理论取向

人类学从诞生之初，就有志于在跨文化的情境中体悟地方哲学与集体情怀，从观察到的事务中抽象出一套规则并上升至理论，以解释跨文化族群的社会行为。对于死亡的认知，传统人类学更善于考察非西方的海岛社会、部落社会和乡民社会的临终及死亡过程；或者用当代话语来说，考察在西方医学科学尚未覆盖、覆盖之前（现代医学诞生于１８世纪末）或是已经覆盖但辐射力不够强大的地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早已发展并优先认同的本土生命体认系统。比如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强调死亡的为他性、社会性和伦理意义是包括中国传统死亡哲学在内的整个东方死亡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强调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则是包括中世纪基督教死亡哲学在内的西方死亡哲学诸多形态的一项共同特征①。因此，由于文化多样性而引发的死亡认知的差异性／多维性在人类学家遍布广泛的田野工作中得以展现。

在人类学发展史上，进化论学派对于人类进步初级阶段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仪式等充满了浓厚兴趣，认为土著社会的死亡并非偶然事件，总是与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紧密相联。如泰勒的“万物有灵论”认为，灵魂就是人类的第二重生命。灵魂是它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命和思想的本原，它能够在这个身体死后继续存在并在人们面前出现②。死亡可使灵魂升华并神化，向死者、向祖先的灵魂施行崇拜是人类认识到的第一项礼仪。列维・布留尔在其所描述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南北美洲、非洲与亚洲的部落社会中，表述死亡问题是建立在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的基础上的。所谓“互渗”，是建立在空间向度上的，ｊｕｘｔａｈｏｃ，　ｅｒｇｏ　ｐｒｏｒｔｅｒ　ｈｏｃ（接近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即空间方位与“原始人”的思维在这一特定时刻力图弄清的那种东西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互渗③。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尤其是有关死者的仪式，更确切地说探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互渗”关系成为极其重要的基底。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则是从文化的“全貌观”角度切入死亡论述的。在马氏看来，临终仪式证实了一个垂死的人在莫大的冲突中所需要的情绪上的展望，而逝去后的丧葬仪式用于调节家庭和社区由于个人故去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危机④。由此，与死亡相关的仪式和信仰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相关群体的认知和精神需要以减轻死亡所带来的压力，其更大意义上是从集体层面进行表述，并同文化的其他动态要素在功能上互相联系和倚仗，以避免死亡对社会群体的瓦解。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认为功能与结构并存才是审视问题的更全面视角。个人的死亡使社会凝聚力受到局部破坏，社会平衡被扰乱；而相关的葬礼习俗已经超越了个体人格价值和集体情感层面上的表述，而注重维系被打乱的深层次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力图建立新的平衡状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维克多・特纳以其朴素与激情力争从象征角度对仪式的某些属性做一清楚的陈述⑤。死亡主题贯穿了特纳对非洲中部恩丹布部落仪式的研究，且通过象征的两极性（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和多义性（ｍｕｌｔｉｖｏｃａｌｉｔｙ）得以展现。最重要的是，贯穿于特纳各类过渡仪式核心的“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阈限（ｍａｒｇｉｎ　ｏｒ　ｌｉｍｉｔ）－交融

①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页。

②　参见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③　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④　参见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　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８４页。

⑤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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