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_差序格局_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8卷第1期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收稿日期:2005Ο09Ο01作者简介:杜瑛(1983—),女,青海乐都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评价方面的研究。

国内“差序格局”研究的文献综述杜　瑛(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摘　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对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并且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之后,许多学者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也进行了再认识,研究了新形势下“差序格局”的变化和在现实中的表现。

关键词:差序格局;乡土社会;团体格局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Ο4970(2006)01Ο0015Ο03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从抽象层次上描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本特征,指出了中国社会所蕴藏着的丰富的理论资源。

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是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最深厚的部分。

“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1]“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得就发生联系。

”[1]回顾费孝通先生对“差序格局”的描述,我们发现乡土社会中人们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决定人们关系的远近的,而这种血缘关系是在父系家族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血缘和商业活动是不相容的。

近年来,学者们对“差序格局”陆续进行了一些探讨,笔者试图在这里作一综述。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进行深一步的理解和再认识。

第二,新形势下“差序格局”内涵的变化、扩展和延伸。

第三,“差序格局”在现实中,主要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乡镇企业发展中的表现。

一、对“差序格局”的理解与认识卢包娣从几个方面对“差序格局”进行了分析与理解。

首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总结:①规范的特殊性。

在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网络中人们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为人处世所遵循的原则都是有远近亲疏之别的,这是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无从发生的原因。

②公私界限不清。

在以己为中心的波纹状的社会关系中,社会组织也就没有清楚的界限,这也就是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主义出现具有合理性的原因。

③伦理型交往。

即在社会交往中重人情、重关系、重圈子。

乡土社会喜欢以人情伦理来判断交往行为的是非和处事的正当性。

同时作者强调了血缘在“差序格局”中的作用,它以生育为轴心,维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

而打破血缘关系的重要的力量是商业活动,奉行着“理性”原则的商业打破了不容许竞争和避免冲突的乡土社会。

陈俊杰和陈震也对“关系”的“差序”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指出儒家伦理中的差序是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而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是研究者从实际观察中得来的社会事实,所以仅仅只是伦理本身就决定关系的差序的解释存在着各方面的缺憾。

首先,民间生活中的小传统的丰富性不见得都仅仅来自于儒家大传统的影响。

其次,在生活中,人们彼此间有“关系”,除开伦理上的关联,考虑到情感和利益上的缘由,也可以导致亲疏不等的“关系”。

陈俊杰和陈震根据实地调查的体验对构成差序性“关系”的要素作了进一步的解析。

指出情感和利益是构成“关系”的另两个纬度。

首先,举例证明了情感内化于“关系”之中,它与伦理的含义迥异。

伦理的基础,是道德,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是彼此能在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情感的基础,则是“情愿”或“愿意”。

同时“关系”的另外一个纬度是利益,相对于伦理和情感,这里的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的“好处”,包括权力、・51・地位、金钱、物质等种种有形无形、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2]。

作者同样举例指出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网络是地方精英进行寻租的重要渠道。

“关系”是伦理、情感、利益三种成分的组合,而且在理论上,都可以在这三维空间坐标上找到投影与定位点。

卜长莉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如下的特点:①“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的。

②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模式。

③体现了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

包括家庭中的权力、财产、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婚姻关系都是按照“差序格局”来安排的。

[3]二、“差序格局”内涵的扩展卢包娣对“差序格局”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传统社会的商业化气息日渐增浓,而商业活动要求的“理性”原则和血缘社会中的人情原则是相抵触的[4]。

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和拟血缘的关系渗入“差序格局”中使得“差序格局”的范围有所扩大。

首先使得这个范围扩大的是姻缘关系,考虑到当前的农村社会中农业活动的有效性和互助性,女性亲属家庭的广泛合作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只重视男系的家族关系。

另外一种关系就是拟血缘关系。

许多正式的组织和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再现了传统社会的亲缘关系。

比如称谓上沿用亲属的符号体系,如“兄弟单位”。

在一些正式的经济组织中,如乡镇企业中在安排和劳动分工中按照亲属关系的差别进行分配。

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上,人们尽量避免诉诸法律手段而宁愿通过商议、调节等手段。

再有随着理性原则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乡镇企业中出现了“利益+情感”的“拟亲缘化关系”。

谢建社、牛喜霞也指出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大变迁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姻缘关系、拟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已经渗入到“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与此同时,“利益”已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纬度。

“差序格局”既保持着传统性意义,又富有现代性的内涵。

[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不可避免地对血缘和姻缘产生了依赖,这是“差序格局”产生的制度依赖。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中国农民主导性的人际关系,这是“差序格局”的基础依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不断地走出农村开始向业缘拓展,使得血缘、地缘、业缘三者之间相互渗透。

通过在江西某县农户的入户访谈,发现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主要从亲缘关系获得信息,地缘关系对首次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起重要的牵动作用。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落后地区劳务输出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有了新的趋势:原本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已经变得多元化和理性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姻缘与拟血缘关系进入“差序格局”。

这包含着两层涵义,第一,意味着改变了过去只包括男系血缘的情况。

第二,于姻缘关系的亲疏也受到这种血缘远近和互惠原则的双重影响。

②业缘关系进入“差序格局”。

对中国现阶段的农民工来说,在离开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后,会在原有初级关系网络上,再建构以工具性为取向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网络,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的初级关系以老乡为主,在以初级关系为基础再建构次级关系[5]。

③利益关系进入差序格局。

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

同时无论是亲属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互惠是发端于他们经营的企业内部还是在于家庭之间的联合和互惠,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使得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从而使得非正式关系带有更多的理性化。

[5]④团体格局已经渗入到了“差序格局”中,作者在江西某县的劳动力首次外出打工的信息来源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首次外出打工并没有依赖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而是经包工头的介绍、朋友带领和组织招工等业缘的关系牵动而外出的。

并且他们外出之后与当地人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业缘关系。

杨善华和侯红蕊用“差序格局”理性化来概括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中发生的变化和可能会出现的趋势。

作者对河北农村乡镇企业的个案研究中发现在中国农村的农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差序格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企业家族化现象。

其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背景:其一是指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的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的关系,并伴随出现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和家族的现象。

其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企业和联办企业。

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化性质。

[6]卜长莉指出,在现代社会“差序格局”的中心点已经从家庭扩展到了“单位组织”。

并且利益关系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

“差序格局”中所包括的人际关系范围扩大,姻亲关・61・系与拟亲缘渗入“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固定和流动的双重特点。

[3]三、“差序格局”的现实表现郭于华以苏南乡村工业化过程为例集中讨论了亲缘关系在乡镇企业发展运营中的角色。

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不同,中国的乡村工业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乡镇企业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特征。

其次,在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的过程中,亲缘关系是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

第三,企业内部和村级经济的运作也遵循了亲缘关系规则,这具体表现在内外有别的用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

这些特点使得亲缘关系规则与市场规则为交融状态,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是在两种机制中寻找平衡,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7]。

通过对广东省部分地区对外来农民工流动生活状况的实证研究,郭于华指出了亲缘关系在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系网络是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流出决策的依据。

影响流出决策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信息是通过人际关系具体而确定和传递的,网络信息的具体和确定使得流动的风险大大减少。

②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呈现人际关系连带性。

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的流动是关系网络性流动机制的突出表现。

③在流入地形成共同生活的地缘关系群体。

④关系网络是持续流动、改善生存状况的重要依托。

⑤流出者与老家的紧密联系是关系网络的根基,是农民工遇到风险时的退路和保障。

陈阿江从四川、安徽两省四县的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信息来源中同样发现,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首次外出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的牵动。

作者总结了如下的原因:因为农村地区依然比较封闭,对于在封闭环境中生活拥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亲缘、地缘关系最有可能被开发利用。

其次首次外出的农民通常为了求稳,通过已有的亲缘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业缘关系找到工作的,业缘关系在农村社会中的扩展,使得农村社会结构的乡土性减少,现代性增多,也就是说团体格局的因子在增多。

[8]2001年,张继焦在对部分在北京从事个体私营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访谈中发现,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而地缘和业缘关系是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是一种弱关系网和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