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之人生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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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庄子之人生终极追求
摘要:自由是人类内心深处最迫切的渴望,也是庄子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
庄子立足于现实生活给人带来的种种困境,给人们提供了解决生死、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处世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法途径,以实现人生的逍遥游为最高境界,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从而为后人追求自由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人自由逍遥游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内心深处最迫切的渴望,追求自由是庄子哲学中反复申述的一个哲学命题。
人活于世必然要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制约,不可避免要面对生老病死、生活困苦、名利等一些让人痛苦不安的人生问题。
为此,庄子立足于人生的种种困境,试图去寻找一条自我超脱的道路,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逍遥游。
可以说,逍遥游是庄子自由思想的最终归宿,而生死、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处世等问题的解决则是超越人生困境,实现逍遥游的根本途径,它们一同建构了庄子的自由观。
人生而苦之,人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总会产生某种对死亡的恐惧。
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大关,也是人类无法战胜的现实命运。
死亡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困扰,人们总是试图去超越死亡。
求仙问道、炼制仙丹、修习长生不老之术……所有这些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证明是徒劳的,人永远无法跳出死亡的终极结果,而哲学所能承担的则是战胜死亡的恐惧。
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死亡无疑是对个体自由的极大限制,因而生
死问题的探讨成为庄子哲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假如整日沉溺于悦生恶死,不能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那就必然会为之烦恼,心灵一刻都得不到放松。
庄子认为,对于生死,应该采取一切顺应自然的态度,以一种豁达的心胸直面死亡。
世间之人很少能够“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大宗师》 [1],也很少能够认识到“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的道理。
《养生主》中,庄子讲到老聃死,秦失去吊丧,哭了三声就出来了,老聃的弟子问他缘故,他回答说:“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
是循天倍情,忘其所受,古之谓之循天之刑。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之得以出生,是“适时”而来,人之走向死亡,也是“顺应”而去。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这便是庄子所提倡的对于生死存亡变化的态度。
与其在那里自怨自哀,悲天悯人,倒不如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将人的死亡看作是与生存一样的乐事,是大自然赐予人的安息之乐。
人如果真能以如此安然的情怀面对生死存亡的变化,就意味着有能力彻底摆脱任何形式的精神束缚,心灵将获得宁静,这就达到了“悬解”。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生死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联系的自然过程,尽管人的形体会在自然的生灭变化中消失,但精神却是永存的,“指穷于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
超越生死之后,人还必须“体道”,加强精神修养。
庄子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构成、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它既超越于万
物,又内在于万物。
关于“体道”的具体方法,庄子主要提出了三种:“心斋”、“坐忘”、“见独”。
[2]关于“心斋”,庄子借仲尼之口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人间世》)“心斋”的关键是一个虚字,虚即无私无虑。
“心斋”可以使心灵通过修养涤除一切欲念,使人们从对名利、富贵、金钱等世俗欲望的执著追求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种空明的心境。
“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要求人们摆脱身心内外的束缚。
《大宗师》中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
”堕肢体即离形,是要人们摆脱由生理原因所引起的各种私欲;黜聪明即去知,是要人们摒弃心智对于私欲的推波助澜。
只有扬弃私欲和心智,才能使心灵从世俗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同于大道”。
所谓“见独”,《大宗师》中曰:“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
”外天下、外物、外生是逐步忘记世间一切的三个步骤。
由于物我皆忘,死生一观,心灵便如朝阳初启,呈现出清明洞彻的状态,此即“朝彻”。
[3]朝彻然后能够见独,即见到绝对之道,进而无古今,精神境界获得极大提升。
这三种方法都旨在帮助人摆脱现实人生的困境,是一种直觉式的内心体悟过程。
超越生死,个人精神修养也已达“道”,是否就可以说已经获得
了心灵上的绝对自由呢?不,还远远不够。
人毕竟还是社会的产物,他不可能逃离社会而自处,这样就有一个如何处世的问题。
处世即如何将个人融于社会之中,但又保持个人的独立性。
庄子认为人间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同类相残的险恶之地,改造这样的生活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人唯一能做的只有逃避。
一方面,人要像对待生死问题一样“安时顺命”,面对社会的不公、艰险都将其看成是自然发展之必然,人力根本无法改变。
庄子不赞同个体自我挣扎,与命运抗衡的做法,他认为这些都只能是无谓的牺牲。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德充符》)在命之前,人是渺小之极的。
唯有安命,人才能够摆脱情感的波动,不受世俗的禁锢,打破与自然外物的疏离隔膜,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获得解脱。
另一方面。
庄子又主张“无用之用”。
如果说“安命”是为了顺应现实、安于现状的话,那么“无用之用”则可以说是在引导人们如何在社会的夹缝中保得性命,进而实现自我价值。
内篇中对“无用之用”多有论述,如《逍遥游》中的大葫芦和樗树,《人间世》中被供奉为社神的栎树和商丘的大树,以及因有残疾而得以享天年的支离疏。
“无用之用”的道理,庄子借栎树之口阐述得最为深刻:“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梨、橘、柚、果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
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物莫不弱势。
且予求无所用久已,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庄子认为,
有才能的人正因为他的才智,才给自己招来了灾难,就像材质可用的“文木”,终究难以逃脱被砍伐的命运。
因此,人也应该仿效栎树做“不材”之木,保全自己,进而发展自己,以求大用。
这里的“大用”也就是庄子所追求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
庄子的“安时顺命”,“无用之用”实则包含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诸多无奈和辛酸。
人既已超越了生死,个人的修养也达到了空明的“道”之境,且在社会中可以保全自己谋发展,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步入“逍遥游”之美妙境地了。
庄子认为,“逍遥游”是人生在世所能达到的理想境地。
庄子这里的“逍遥”是指要挣脱一切尘世的束缚,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一种生存状态;而所谓的“游”,也就是随心自在,无所拘滞的意思,是指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所表现的,正是庄子所向往的优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以及遗世独立、悠然独往、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在庄子看来,大鹏虽可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但也需凭借“厚风”之力;列子御风而行,“虽免乎行,又有所待者也”(《逍遥游》)。
因此,像大鹏、列子这样的,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超凡脱俗了,但在庄子眼中,他们仍旧陷于“有待”的境遇中无法自拔。
如果“有待”,对世俗之物加以依赖,人则必为外物所役、所累,因而就不可能获得逍遥自由。
庄子的人生境界是无限广大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世界,因此必须超越“有待”,进入“无待”。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已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乘
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也就已经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与万物相互感应,相互融合,这样的人,心灵便无限的开放,其精神活动已经达到了优游自在、毫无牵挂的境地。
庄子把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人称之为至人、神人、圣人,这也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普通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潜心修养才能实现逍遥游。
至人、神人、圣人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人,而无己、无功、无名则是指他们这些人所应具备的三种精神特征。
前边所提到过的“心斋”、“坐忘”、“见独”可以说是实现这三种精神品质的途径。
因此,无名、无功、无己才是道德的至高境界,才可以获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博大胸襟。
逍遥游实质上就是思想在心灵的广博世界中自由翱翔,就是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
它既是一种神秘的精神体验,又是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人生最高理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不管是庄子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作梦变成了庄子,他们所共通的都是那种自由自在、怡然自得的心态。
物我既已忘却,只要能够达到逍遥自由,又何必分的那么清呢?
庄子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注定了他不可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行动上的自由,只能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通过独特的精神修养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
有些人认为庄子的自由观只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如果顺着庄子的某些观点进行推导,很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于人生的绝望,而走向泯灭个性、扼杀自由的极端。
“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之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尽管庄子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式是消极的,但其意义却是积极的。
处生于乱世,如果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又有什么资本去拯救天下受苦之苍生呢?庄子的自由虽然改变不了不幸的社会现实,但它毕竟给予了人们希望,捍卫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最主要的则是它可以使人们摆脱尘世的纷扰和负累,获得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存于世而求大用。
我想,这也许就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