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2006-201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而中部地区在滞后一期时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正效应。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给出了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的参考。

标签：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面板模型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然而，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常呈现两难。短期上来看，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缩小企业的利润，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流出到环境规制较小的地区，给原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阻力。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作用”，使得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通过“创新补偿”的方式提高了产出，从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也具有地区特征。东部地区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老路，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目前政府正加大环境规制，促使污染企业的转移，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裕，但是经济欠发达。当地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迁入，往往倾向于采取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认为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和效应，对于环境经济的双重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具有较强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持3种态度：（1）“悲觀态度”。主要以Gollop和Roberts（2000）等为代表人物。这些学者认为，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合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和产出，同时还将影响其市场价格优势。沈能（2012）认为环境规制的目的在于控制企业的减排，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从而导致了企业竞争能力的下降，进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2）“乐观态度”。主要以Poter（1995）等为代表人物，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创新，引起“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除此之外，技术创新能引起该地区的技术扩散效应，使地区的企业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这时短期的成本增加与竞争力下降，对企业长期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关于“波特假说”中的“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和资源配

置等条件是可变的动态模型，是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3）“不确定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效应需依据具体的情况而论，不同的市场效应不一致。例如王文普（2012）提出，环境规制的提出并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竞相降低环境标准，会影响当地的经济的良性发展。

国内外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学者关于环境规制的指标选取不同，且缺少对环境规制效应的系统性总结。本文则通过对学者已有观点的总结，尝试设定出合理的实证模型来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并结合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特质来分析环境规制作用的潜在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合理建议。

3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3.1计量模型的构建

C-D函数作为一种很有用的生产函数，在实证研究中一直被广泛运用，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了Bohringer et al.（2012）的方法，具体表示如下：

Y=fK，L，ER（1）

式（1）中，Y代表经济增长；K为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L为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存量。在这里，本文将环境规制强度这一因素作为环境投入纳入生产函数中。

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

Yit=α0Kα1itLα2itERα3it（2）

式中，经济增长Y是被解释变量，以实际人均GDP作为其衡量指标，用来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环境规制强度ER是解释变量，而物质资本投入K 与人力资本存量L等则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剔除异常项对数据平稳性的影响，本文对式（2）两边取对数：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ERit+μit（3）

其中，变量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μit为随机误差项。

3.2变量和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真实可得性，本文选取了除西藏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6-2015年。对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以实际

人均GDP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

关于解释变量：

（1）资本投入（K），用实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数据以2006年为基期。

（2）人力资本存量（L），用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借鉴了谢众、张先锋、卢丹（2013）等的计算公式为：Hit=∑jHEjt·hj，其中，Hit表示i地区t 年的人力资本存量，HEjt为t年第i阶段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数的占比，hj为第j阶段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数据由《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计算得出。

（3）环境规制强度（ER），Philippe，Sergio（2015）的文章中指出，二氧化硫排放量能较好反映国家对于环境改善的努力程度，而关于具体的环境规制指标，本文参照张中元、赵国庆（2012）文中，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衡量。從表1、表2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各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从实际人均GDP来看，东部地区的数据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各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地区确是三大地区中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如何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适应现阶段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4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0软件，估计的样本区间为2006-2015年我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经过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从整体上看，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能得到较好解释。表4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这也许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仍在当地企业承载能力内，且环境规制政策另一方面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良性竞争能带来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即期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是在滞后一期之后，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变为正，这表明对中部地区来讲，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滞后的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原因可能是，对于该地区的企业而言，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对其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短期看来，利润的减少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是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还是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即期为负，且在滞后一期依然为负，这说明对该地区企业目前所处的阶段而言，治理污染的成本成为企业额外增加的成本，该部分成本并没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使得生产率和利润率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