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数千年来，中国的女性一直扮演着社会的弱者角色。封建统治者以各种手段控制妇女，从肉体到精神对妇女极尽摧残，导致妇女于愚昧、软弱、无知无识、任人摆布的状况。

提到女性，必然要和女儿、妻子与母亲这三种角色联系在一起。本文将主要论述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化。女性家庭地位内涵的界定有很多种，反映女性家庭地位的指标呈多元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即是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缩影，反映在女性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一致性；同时，它又有别于社会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是相对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特别是相对丈夫而言的男女两性间地位的比较概念。”①

中国传统主流思想讲究“三纲五常”，其中就有两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父权制社会里，作为子女，必须要听从父亲长辈的安排；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又必须接受丈夫的命令。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可以说是受父权和男权的双重压迫的，居于一种从属地位。

中国古代，女性没有成亲之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家庭生活中，女儿的地位可以说是相对较对较低的，甚至弟弟的地位也在其之上。如果父亲去世，女儿还没有出嫁，那么家中的事宜全部要听从兄弟的安排。以前看电视剧上的大家小姐，左呼右喝，以为其家庭地位应该是不低的。有一次去扬州游览个园，看到绣楼才意识到女性的悲惨，即使生在豪门也不例外。绣楼全然不是想象中的环境优雅，花红竹翠，玲珑别致，而是给人一种逼仄、凄凉的感觉。少女13岁登绣楼，一直到15岁出阁，期间绣楼的钥匙一直由父亲保管。别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楼也很少下去，每天能做的事就是弹琴赋诗做女红。绣楼让我们看到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即使在建筑上也表现的如此突出。

女性成亲后嫁到夫家，那一切就要听丈夫的。外面的事由男人负责，女性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家务、服侍老人。最明显的是，在家庭生活中，男人可以纳妾蓄婢，女人就要从一而终。有了孩子后，女人不仅为人妻还要为人母，要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就母亲这一视角来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丈夫过世，作为老祖宗，在家中，可以说她的地位是最高的，可这种地位也仅限于情感上，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权力。贾政作为贾府的主人，才是权力的真正中心，而贾母终究是附属品。

“长久以来，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们都在争论究竟是经济压迫还是文化统治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②就古代中国来说，这两者因素都占了一定比重。在经济压迫方面，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家务劳动的状态，身心被家庭所束缚，根本无法为家庭创造如男性一般可见的、具体价值。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法创造产值，那么家庭地位注定是低的。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女性，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而近代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女子解放运动兴起。

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树起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庄严旗帜。“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的平均分配原则是一项破毁男尊女卑的坚固藩篱的实践活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也萌发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撰文著书，进行婚俗改革，大力提倡妇女解放。康有为在《破实理公法全书》对传统婚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男女之约，不由自主”而由“父母定之”、“男为女纲、妇受制其夫”、皆“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同时康有为要求取消家庭，设立“育婴堂”、“养老院”等社会机构承担一切家庭职能，为妇女走出家庭、摆脱束缚提供了条件。20 世纪初，在女子教育特别是女子留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妇女群，她们主要来自留学运动、教会女学和国人自办的女学。在社会上出现了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冲击，新女

①《女性与家庭》主编郑桂珍上海教育出版社第204页

性家庭形象已在部分青年知识女性以及个别家庭女性身上展示出来。辛亥革命以后，妇女运动走向深入，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女子参政”、“男女教育平等”、“男女法律上平等”、“禁止纳妾蓄婢”、“婚姻自由”等涉及妇女切身问题的要求。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婚姻文化思想：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评和否定。《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提出妇女是“人”的观点，提出新人理论和新妇女观，讲妇女“独立人”的精神。这不仅要求男女平等，而且要求以尊重人格的观点尊重妇女。

如今，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高不言而喻。最明显的一点，在日本现在还保留着女人出嫁后从夫姓的传统，而在中国则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中国尽管还未完全解除，但总的来说在消亡之中，女儿和儿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由于女性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独立人格的培养，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可以挣钱养家，因此女性成家后在家庭中的地位应该说和男性也是平等的，不是之前的单向的从属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新型伙伴关系。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个人赞同是经济和文化的双向所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③观点固然不错，因此她们要求经济安排，尤其是劳动分工中要去性别化。同时，如果处于性别等级制的文化模式中，女性的特性和价值一样会被贬低。因此，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需要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