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五：宋明理学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五：宋明理学

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

在国学学术发展史中，儒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先

秦诸子学百家争鸣时期，儒学是诸子中创立早而影响大的一个学派。两汉时期，儒学以经学的形

式占据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一度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到魏晋时期，儒学受到以老庄思想

为骨架的玄学的浸润与改造。隋唐时期，儒学则受到佛教的全面冲击，儒家经典虽然也得到重视

与研究，但再也难看到汉代经学大一统的繁盛局面了。

中国学术发展到唐宋之交，诸多因素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学术思想大变革，形成了全新的学术形态，这就是“理学”。就学术思想而言，理学的主旨就是要在更高更深的意义上回归先秦儒学。

正如薛明扬所说，理学的学术思想变更旨在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在儒学内部，要扬弃和超越汉唐

时期的经学形态；其二在对抗外来思想文化方面，要否定和超越佛教所宣扬的思想价值。[1]要实

现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型，理学是以掀起讨论“道、理、气、心性”等哲学命题的学术思潮来进行的。理学也称“道学”，萌芽于唐末，形成于北宋，极盛于南宋，绵延于元明两代，清中叶之后

逐渐衰落，其影响经久而深远，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一、道学思潮的初兴

儒学自东汉末年衰落后，在佛、道昌盛的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日见消沉，除了社会历史方面

的原因外，儒学在学理上缺乏像佛道两家那样缜密的思辨性，尤其是在认识论、宇宙论等方面缺

乏理论的体系性，因此要战胜佛道而重树儒学权威，就必须在理论建构上多下功夫，这就是理学（道学）产生的重要前提。

唐代前期的儒家学者治经学，还是沿用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重在对典籍的训诂和校正，章句

之学仍旧盛行。唐中叶，啖助、赵匡、陆淳等的“春秋学派”打破“疏不破注”的成规，开始舍

传而求经的本义。中晚唐时期，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道两家发起挑战，力图用新的解读方式来振兴儒学的权威地位。韩愈（768－824）首倡儒家道统论，推尊孔子，排

斥佛道，他在《原道》中提出儒家“道统说”，认为道德虚而仁义实，道德出自仁义，实行仁义

才是道德的实际内容，由此列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样一个实存

的儒家道统。李翱（772—841）在《复性书》中论“性情”与圣人之关系，认为性善而情恶，需

要通过消除情欲来恢复善性，强调修身，极重视小戴《礼记》的《中庸》篇。这些思想，为理学

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

唐末农民起义、五代十国的战乱，分裂割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北宋王朝重建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需要重申儒家的等级、名分制度，需

要重建儒家的礼制、纲常和伦理规范，儒学的复兴可谓势在必然。于是，宋初掀起一场声势浩大

的儒学运动，进而形成理学（道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并立的经

学三大派之一。这段时期的学术，强调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以明

道为己任，追问内圣外王的方法，被称为“道学”，清代学者则称之为“宋学”，是与以训诂考

证为特色的“汉学”相异的学派，使儒学逐渐从训诂之学走向义理之学。“道学”以探求义理、

讲求致用为特征，把“理”作为宇宙的最高范畴，因此又被称为“理学”。理学在消化吸收外来

的佛学和本土道教精髓的基础上，对佛道二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形成强劲的儒家学术思潮。理

学在北宋兴起，在南宋时期全面展开，出现了朱熹这样的集大成者，到明代继续发展并出现了风

行天下的王阳明心学。

宋初道学的兴起，是政治变革与学术思想互动、教化与师道并行所带来的成果。范仲淹、欧阳

修发起“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熙宁变法”，宋初学术轨迹发生较大的转向。王应麟《困学

纪闻》卷八引陆游论述当时疑经风气道：“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

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

《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在排佛道破旧制的同时，宋儒强

调重拾道统，回归孔孟，疑古辨伪，探求经学义理，抨击华丽空洞的骈体文，倡导典雅平实的散

体古文，以复兴儒学为己任。

范仲淹（989－1052）以行政手段“复古劝学”，大兴学校以行教化。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聚集在其旗帜之下，形成复兴儒学的强大势力。这批庆历（1041－1048）学者所提倡

的儒学，远不只是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他们为儒学的衰微感到愤慨，既强调“通经学古”，又严

厉批判汉唐以来儒家经学的弊端。范仲淹对《春秋》“三传”不满，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积极

倡导儒学的致用，以儒家“制礼作乐”思想来反对当时因循保守的士风，用以改革弊政。宋初古

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1007－1073）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力排佛道而兴儒学，强调从义理上

探求儒学经典的本义，抨击唐人《五经正义》征引谶纬之书，撰《易童子问》怀疑易传的作者，

著《毛诗本义》攻汉儒毛苌、郑玄之失，撰《进士策问》对《周礼》的真伪及能否施行进行质疑，主持修撰《新五代史》《新唐书》，突出强调儒家的名节和廉耻。胡瑗（993－1059)博通五经而

长于《易》，为《易》学中“义理”一派的开创者，程颐的《伊川易传》明显受到他的影响，他

撰《周易口义》以取代王弼注和孔颖达疏，撰《洪范口义》以批评伪孔《传》。孙复（992－1057）提倡道统，排斥佛道，抨击科举时文，以《春秋》学闻名于世，著《春秋尊王发微》，弃“三传”而凭主观畅抒胸臆，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进而提出要广召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另外，石介、李觏、周尧卿、刘颜、士建中、陈襄等一批当时学者，无一不具有反传统经学的学术取向。之后，王安石（1021－1086）撰行《三经新义》，重新训释《诗》《书》《周官》的经义，成为

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传注经学的标志性著作，由此推行“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形成道学思潮

的高涨期影响力很大的“新学”，其主要成员有王雱、吕慧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

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章悙、陈祥道等一大批人。理论兴趣上，王安石转

向“道德性命”这一“明体”层面的问题，其“新学”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探求义理为导向的宋学

从此成为北宋的学术主流。

这批道学思潮的先驱人物，政治上励精图治、革新除弊，以实用为主，重视人事，主张有为，

强调功利；思想学术上主张振兴儒学，排斥佛道二教，否定章句训诂之学，并开始注意对儒经中

义理成分的阐述及发挥。在文学领域，他们否定浮华空洞的骈体文，倡言“文所以明道”的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