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历史小说中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趋向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9月Sep.，2012

试论新历史小说中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趋向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以激进的叙述探索冲击和捣毁了以往的线性完整叙事模式；90年代初，新历史小说开始出现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意向。不过，真正的回归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的新历史小说中，出现情节发展的线性时序、情节故事的完整与连贯性、人物性格的复杂丰满性及确定性价值意义的重新构建等。这既是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定势决定的，也是现实社会和文学秩序重构努力的结果。但是，回归后的线性完整叙事有别于以往的线性完整叙事，可能会给创作带来一些新问题。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线性完整叙事；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7-0078-0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与正统历史小说（即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相比，发生了革命性断裂：由追求再现历史真实转向书写“自我心中的历史”；由揭示历史发展的认识论目的和必然性规律转向凸显模糊和不确定的“隐喻和寓言”式历史认知与体验；由努力建构整体性的史诗艺术转向刻意呈现片断化和零散化的唯美诗意，等等。然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新历史小说创作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蜕变：由原来极力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成规转向回归传统现实主义趋向，出现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史诗性艺术的显性追求及对确定性价值意义的重新构建等［1］。这既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展的总体潮流和趋向所决定的，也与时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里仅择取其中的线性完整叙事的回归趋向来分析论证之。

一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2］74而“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

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2］78换言之，悲剧情节应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及其因果关系，这是典型的线性完整叙事模式，也是后来被解构主义者J.希利斯·米勒斥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例证”的重要原因［3］2，由此形成了笼罩西方近两千多年的艺术史上的一条戒律。以此为参照，笔者认为线性完整叙事指依循时间顺序叙述完整故事，讲究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及连贯性。这个叙事模式主宰了西方十九世纪以前及中国“五四”之前的小说创作。在西方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传统小说创作一般都是以刻画人物性格、叙述完整故事为主，讲究情节发展的线性时序、因果关系和连贯性。然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人类对外宇宙和内宇宙的认识逐步得到深化和拓展，这个时候“作家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写法，按照时间的顺序，遵循贯穿的情节，必然捉襟见肘、施展不开。因此不能不想方设法打破三维空间和时间的直线延续的传统观念，去寻找新的办法来处理作品中的时空关系。”［4］81于是，现代空间叙述艺术取代了传统时间线性叙述，人物心理、意识的流动将时间的过去、

收稿日期：2012-07-2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项目“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的乡村历史叙事研究”（2012SJD750011）

作者简介：陈娇华（1969—），女，湖南郴州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在和未来置放于同一共时层面，打断了传统的一维线性时序。

在中国，一直到近代“新小说”都非常重视情节叙述的完整和连贯性，当时的“翻译家和批评家对西洋小说的介绍，集中在情节与布局上，作家当然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借鉴西洋小说。”［5］110只有到“五四”新文学中，受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时代思潮的影响，现代小说才开始淡化情节，以“情调”和“情绪”作为衡量小说创作的重要标准，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线性完整叙事的第一轮冲击。但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社会解放和民族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小说创作为了应和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需要，线性完整叙事再次成为主导叙事模式。这也是贯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主流模式。线性完整叙事模式再次受到冲击是新时期初“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意识流小说打破了传统情节小说的线性发展时序，不断穿插人物意识、梦境、幻觉和自由联想等，形成“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意识结构为纬”［6］73-74的情节淡化、时空跳跃及结构散漫的叙事模式。但对线性完整叙事模式构成最大冲击的还是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的出现，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和新时期初的意识流小说，对线性完整叙事的冲击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那么先锋小说对之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重创，它以破碎、零散化结构和游戏、迷宫式叙述等，彻底摧毁和捣碎线性完整叙事模式。

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领域，艺术审美的革新变化一直比较缓慢、凝滞。虽然“五四”时期出现过抒情化和意绪化的历史小说，如鲁迅的《补天》《奔月》、郁达夫的《采石矶》、郭沫若的《漆园吏游梁》《柱下史入关》等；30-40年代出现过心理分析式历史小说，如施蛰存的《将军底头》、张天翼的《梦》及聂绀弩的《鬼谷子》等，着重于人物内在心理、意绪及梦境的发掘与表现，但都有一个外在情节框架，即将情节线索与情感/心理线索融为一体，类似于新时期初王蒙式东方意识流小说，不过时空跳跃和意识流动方面不及后者。然而，即便是这种淡化情节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也很快被淹没在20世纪中国主流历史小说创作模式——历史主义现实主义模式中，后者追求史诗性艺术、刻画人物性格、注重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完整和连贯性等［1］。它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小说叙事，从

20-30年代孟超的《陈涉吴广》、茅盾的《大泽乡》等农民起义题材历史小说，到“十七年”吴强的《红日》、杨

沫的《青春之歌》等革命历史小说，再到新时期初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卷）、徐兴业的《金瓯缺》及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等各类题材历史小说等。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才实现艺术审美的革命性突破。新历史小说以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成规、革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登场当代文坛。莫言指出：“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家“想再现历史，想搞现实主义，但因为他的鲜明的阶级性，使他不可能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因此大批“新历史主义”作品，如《红高粱》、《古船》、《白鹿原》等出于“对主流地位的‘红色经典’的一种反驳”，（“都有一种对主流历史反思、质问的自觉”。［7］30-33格非也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8］65新历史小说创作于是以个人化主观历史的多样化编织取代对单一的整体历史真相的执著追寻，从不同方面消解和颠覆以往的线性完整叙事模式，如乔良的《灵旗》、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及格非的《迷舟》等，或者以多样化叙述形式的陡转、叠合，或者以暴露叙述行为的“元叙述”方式及“多年以后……”的后设叙述形式，或者以叙述的相互缠绕或脱序形成没有结局的结局等等，来消解线性完整叙事及其对确定性价值意义的追求。

二

线性完整叙事重新回到新历史小说中是在90年代之后，且有一个渐变过程。90年代初期，随着先锋小说形式探索势头的减弱，创作逐渐回归现实主义道路，新历史小说艺术审美探索的激进锋芒也有所收敛，故事和线性叙事开始回归创作中，涌现出格非的《敌人》（1990年）、苏童的《米》（1991年）和《我的帝王生涯》（1992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池莉的《预谋杀人》（1992年）、刘恒的《苍河白日梦》（1992年）、尤凤伟的《石门夜话》（1993年）及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年），等等。与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先锋实验性相比，上述作品具有明显的回归线性完整叙事的倾向：情节结构趋向完整和连贯性，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故事发展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等。例如苏童的《米》基本按情节发展的先后时序，叙述五龙从枫杨树乡村来到城里，先是在大鸿米店做伙计，然后成为米店老板的女婿、米店老板及码头兄弟会头领，最后病死返乡途中。整个情节故事发展相当完整、连贯。五龙阴郁、愤怒、残忍和狠毒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