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建制发展分析

中国近代大学建制发展分析

周　川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361005)

摘　要

:中国近代大学建制大体经历了“堂-科-门”、“校-科-门”、“校-科-系”、“校-院-系”四个主要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对“大学”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通过法律形式不断加以规范的体制化过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建制

中图分类号:G 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468(2004)0320087206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U niversities

ZH OU Chuan

(Research Center o 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 sity ,Xiamen 361005,China )

Abstract :The three 2level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China ’s m od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2school 2department ”has experienced four different phases.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is accom panied by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in fluence of ancient State 2owned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nd introducing into the m odern pattern of Western universities.It is als o a process of deeply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university ,During this process systematization by establish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s been developed.

K ey w ords :m odern China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system

收稿日期:2004201210

作者简介:周　川(1957—　

),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本文系教育部“十五”社科基金课题“高等学校建制的组织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所称“大学建制”,指的是大学的编制系列

及其组织形式,更准确地说是大学里学科专业的编

制方式及其组织形式。[1]

目前,各国大学大多采取的

是校院系三级建制:大学之下设学院,学院之下设学

系。中国近代大学建制,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复杂

的探索与构建过程。其间,充满了新与旧、中与西的

冲突和演化,逐渐从混沌到清晰、从无序到有序,最

终形成了一种比较符合各国高等教育通例的建制。

对中国近代大学建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回顾与

总结,理清其中的某些渊源关系,分析其成败得失,

于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在建制方面层出不穷的构建创

新热潮,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本文着重考察近代

中国高等教育的有关法规文献,并参考有关大学的

校史资料,对中国近代大学建制形成与发展的线索

作初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的特点做粗

浅的探讨。

一、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性质的大学,肇始于19世纪末,终止

于1949年,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大学建制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一)“堂-科-门”阶段中国近代较早出现的高等学校,渊源各异,性质不一,反映在学校建制上,大多各行其是,缺少统一的规制。在校一级建制上,有称“大学堂”者,如京师大学堂(1898)、山西大学堂(1902);也有称“学堂”、“公学”、“学院”者,如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成立,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1902)、震旦学院(1902)等。至于校内的建制,则更显纷杂。如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设预备科和速成科。预备科下分艺、政二“科”;艺科下再分农、工、医、算等“科”,政科下再分通商、经史、政治、法律等“科”。速

第2卷第3期2004年7月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V ol.2,N o.3Jul.2004

成科下则设仕学、师范、译学、医学实业等“馆”;而师范馆下又有博物农学、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国文外语等“部”。[2]从而出现了科中有科、科馆并立、科部并立的复杂局面。

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拟对全国大学堂予以统一规制,但该章程并未颁布施行。1904年元月,《奏定大学堂章程》正式颁布,首次确定了大学堂内“科-门-目”的体系:按八“科”设“分科大学”,即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每科大学下再设若干“门”,如文学科大学下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等九门;在每门之下则再设若干“科目”,也就是具体的课程。章程还特别规定:“以上八科大学,在京师大学务须全设,若将来外省有设立大学者可不必限定全设;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3]如是,《奏定大学堂章程》第一次明确了以三“科”作为设立大学的基本条件。后来有关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概源出于此。《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以后,虽然有些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完全照此执行,如两江师范学堂当时曾将“科”改称“学部”(与该校多有日本教习任教故仿日制有关)[4],但从总体上看,“学堂-科-门”建制在大学堂由此基本上得以确立。

(二)“校-科-门”阶段

辛亥革命后,根据“壬子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学堂改称学校,大学堂则改称“大学”或“大学校”。大学(校)与大学堂虽一字之差,但它们的旨趣却大相径庭,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这种变化在学校的建制上,也有相应的体现。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令》明文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并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5]与前项《奏定大学堂章程》相比,《大学令》除以“大学”代替“大学堂”称呼外,至少还有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突出了文理二科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和基础地位,限定没有文科或理科就不能设立大学。这一变化肯定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倡导有关。蔡元培晚年曾回忆说:“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6]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突出文理二科,是保证大学的学术性基本而首要的条件。第二,“科”虽然仍是大学之下的第二级建制,但“科”后不再缀“大

学”二字,取消了单科大学之名(但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后来颁布的有关教育法规,一度又恢复了“分科大学”一说,如1917年的“修正大学令”、1922年的“学校系统改革案”、1922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等)。第三,取消了原先独立的“经学科”,改八科为七科。另外,在《大学令》中,还提到“大学各科设讲座,由教授担任之。”但是,讲座的性质是什么?讲座又如何运作?《大学令》以及后来的《大学规程》等均语焉不详。

在“大学堂”改为“大学(校)”之后,一个相应的变化是,原先大学堂的“总监督”,改称大学“校长”;原先大学堂内的各分科(大学)“监督”,则改称为大学的各科(大学)“学长”。京师大学堂其实早在《大学令》颁布前五个月就改称北京大学,时在任上的严复因而也就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末任“总监督”和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大学令》颁布后的次年元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规程》。《规程》作为《大学令》的子法,将高等学校建制规范进一步具体化,不仅规定了大学里各“科”所辖之“门”,而且还规定了各“门”所辖之“目”(亦相当于具体课程),从而形成了一张比较详尽的大学各科、门的课“目”表。[7]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私立大学规程》,规定私立大学的建制遵照《大学令》的有关条款执行。至此,在各公私立大学,“校-科-门”三级建制初步形成。

(三)“校-科-系”阶段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近代大学在建制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大约从1919年开始,学“系”逐渐进入中国的大学而取代了原先的学“门”。1919年2月,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决议废除学长制、改学长为各科教务长,其目的在于消除各科之间森严的界限,促进文理交叉。学长制的废除,为系建制的建立开通了道路。1919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北京大学正式实行学系制:以“系”代“门”,同时取消“科”,将性质相近的系归并成“组”。1919年12月评议会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规定,北京大学共设有5组18系(组一:数学系、天文学系、物理学系;组二: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组三: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组四: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组五: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8]继北京大学之后,许多大学纷纷废门建系。也就是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学系”的性质与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1921年的《东南大学组织大纲》议定,该大学组织“其特点在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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