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现象的多方位透视

2004年第6期(总第107期)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nghai N ormal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NO.6,2004

G eneral N o.107通俗文化现象的多方位透视

陆万胜

(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43)

[摘要]当代中国的通俗文化流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通俗文化满足了大众对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同时,通俗文化对社会的主流文化有巨大的消解作用。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哲学、新闻学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了多方位透视,提出了正确对待通俗文化现象的举措。

[关键词]通俗文化;政治经济学;哲学;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4)06-0075-04

通俗文化是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人们还不能给通俗文化下一准确的定义,给予“通俗”和“非通俗”以明确的界定,但在通俗文化的流行中,人们似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通俗文化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等特点。

通俗性与大众性是一脉相承的,大众文化首先要适合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口味,大众文化的需求层面,既包括社会上层的某些成员,也包括大量的文化层次较为低下的大众接受者。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也极为明显,通俗文化的作品往往以生动、形象的画面,或以强烈、刺激的灯光,或以逼真、模拟的形象,或以便捷、易懂的形式,能直接刺激接受者的感官,造成接受者心理上的愉悦。通俗文化还具有商品化的特点,大众文化的作品一般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化市场的,所以,大众文化作品特别强调它的经济价值。通俗文化的商品化和娱乐性决定了通俗文化的大众性,因而人们认定: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化通俗化现象,可以从哲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的透视,以求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告诉我们,大众性通俗文化现象的出现是经济基础变革的直接结果。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必然要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产生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形成,因而,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化也就必然为其经济基础所制约和决定,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它的产生、存在和它的性质,都不能从它的本身得到说明,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寻求解释”。[2]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变革,一种是经济条件的变革,一种是政治制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革,前者不能以后者为依据,而后者却必须从前者去说明。对于考察变革时代的文化现象也应如此。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在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现象又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为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包括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只有指出文化现象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从文化现象与物质条件的联系中,了解到文化现象出

[收稿日期]2004-06-27

[作者简介]陆万胜(1950-),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教授。

现的原因。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是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包括文化现象在内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4]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为我们唯物地、历史地考察和研究通俗文化现象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曾分析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指出它们之间各有不同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它们彼此变化的情况也并不相同,常常是或隐或显,或快或慢,因而便产生了它们之间变革和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但是,这仍不能否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几年间,人们奉行着这样一条原则,即政治统帅一切,这样,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法律等实际上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歪曲了政治与上层建筑中其它各组成部分的关系,抹杀了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基本规律。所以,作为当时政治化了的文化不可能出现多元化的繁荣局面。

从中国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占份额的比例看,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到1996年,中国共实际利用国外资金28450亿美元,1996年内外资投入为5527美元,占当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比重的近百分之二十。由于个体企业的长足发展,个人所占生产资料的份额不断上升,据国内传媒报道,国内的亿万富翁已近百名,在国内某些地区,个体企业上缴利税已占当地税收的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

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计划经济的体制被彻底改变,无论是哪种性质与模式的企业,其商品生产与交换都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国际价值规律自始至终支配这世界市场,企业家必须依据来自世界市场的信息,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行政命令已经不再灵验,政府的职能不得不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在中国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形势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情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文化得以流行就势所必然了。

首先,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化活动越来越具有社会生产的性质,一种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商品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总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基础中商品的生产、交换及消费形式实实在在地反映到文化领域,文化的生产既然旨在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无法摆脱商品规律的制约。因而,政治化的“教化文化”、“引导文化”受到冲击或淡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公共行为的特点,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行为,而首先是一种交换行为,要接受商品交换规律的支配。

商品交换的规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文化领域,无情地改变了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在文化市场中,人们的位置得到高度重视。在经济基础未曾改变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文化作品的接受是为了受到教育或得到引导,其方式往往具有强制或灌输的成分,而当今的文化市场上,文化的消费者俨然成了顾客,顾客即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选择的权力。另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政治环境也进一步宽松,人们在为生存、为发展紧张地拼搏之余,绝大多数人希冀于通过文化作品的接受,得到身心的愉悦和享受,大众文化作品就是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需求。所以,作家、影视编导、演员、编辑等文化制品的炮制者,无时无刻不在揣摩着人们的需求,研究着文化市场的变化趋向,甚至他们将眼光关注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跻身于世界文化大市场,在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中,努力将中国的文化市场与世界文化体系接轨,创出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名牌。

如何评价通俗文化,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方式和评判标准。政治家侧重教化,往往指责通俗文化的下流;批评家看重经典,往往谴责通俗文化的低俗;文化经纪人讲究效益,往往看中通俗文化的利润。总之,各家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是,当今经济的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的繁荣则是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通俗文化的流行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构成。需要说明的是,通俗文化中的确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这正如在肯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应看到经济领域中存在并继续产生着消极因素一样,但不能因此否定经济繁荣的事实。

二

当代中国通俗文化的兴起,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涌进中国大陆,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斯洛的新人本主义,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民的各项权利不断扩大,公民的自由得以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创立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传播提供了可能。中国人在破除了迷信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后,开始关注自身的价值以及生存环境,个人的主体意识及主观创造性充分显现出来。同时,此时的中国人众出现了精神空虚、信仰危机、消解中心、逃离权威等思想趋向。于是,人们通过文化制品的制作与欣赏,宣泄压抑已久的情感。这样,文化真正走进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