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的悲剧命运看儒家人生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屈原的悲剧命运看儒家人生哲学的内在困境

摘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屈原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把儒家人生哲学生命化、诗化、现世化的诗人思想家。屈原对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悲情践履及充满悲剧意味的生命历程,凸现了儒家人生哲学本有的内在困境和冲突。他以自己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中国传统文人悲剧精神的典型,在锻铸、塑造中国人的情感心灵、建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屈原选择自杀的自我成全方式迫使我们对儒家的人生哲学进行不断的追问与反思,他向我们昭示了一系列关涉宇宙、人生以及生命的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屈原;儒家人生哲学;内圣外王

在先秦士人中,屈原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世所公认。诚然,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人们也常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接受屈原,但屈原的意义不仅于此,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把儒家人生哲学生命化、诗化、现世化的诗人思想家。他以自己的生命去践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设计,同时又以他深厚独特的南方楚文化的精神背景以及诗人所独有的浪漫品格,为儒家人生哲学注入了深厚浓郁的情感色彩。屈原充满苦难的生命历程赤裸裸地敞开了儒家人生哲学本有的内在的困境和冲突。屈原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丰富性去体验、感受、抒发这种生存困境,使儒家人生哲学的践履具有了独特的悲剧情怀,在锻铸、塑造中国人的情感心灵、建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正是屈原的这种补充,才是儒家人生哲学既具有理性的设计,又充满了情感的关照,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与道家人生哲学互为补充,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灵与生活。

屈原生活的时代,中国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与融合,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南方文化即是楚文化,弥漫着巫风、神话和想像,充满着天真奔放与活泼烂漫的精神特质,而北方文化却主要是同史官、历史联系在一起,把原始奇诞的野性和神话历史化了,充满现实的伦理精神。[2]屈原曾经两次出使齐国,时间正是稷下先生们高谈阔论的时候,儒家的孟子、荀子等都是当时稷下学宫影响很大的学者,屈原本身又是楚国的贵族,素以“博闻强记”著称,因此,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自然的。屈原所处的时代,实现天下一统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和要求,治国平天下成为时代的精神理想。当时楚国的地位和处境使屈原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着更为深刻的沉思。这就为屈原接受儒家思想,自觉选择儒家人生哲学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与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南北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在屈原的身上激荡、交融而为一体,这就造就了他独特的思想世界和精神气质。他正是以楚文化的神话氛围、浪漫气质、炽烈情感来吸收北方文化的礼乐制度、历史理性和伦理精神。

儒家人生哲学是围绕着人伦关系而展开的,在儒家看来,人首先是伦理中的人,人只有在社会的伦理关系中才成其为人,它的基本信念是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和宇宙天地的合一,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尽心”、“知性”、“知天”,从而“参天地、赞化

育”。也就是通过个体内在道德的扩充,达到与社会、历史、宇宙、天地的合一。在这样一个个人实现的理路中,“仁”和“礼”是双翼,它在根本上确立了儒家对于生命的态度。“仁”赋予个体道德以内在性,它是在人的自然亲情的根源之地发现的人的道德生命的源头。“仁”是内足于己而无待于外的,它是个体能够成圣的内在依据。“礼”既是儒家理想的历史王道,也代表着现实世界本身的理想的秩序。在儒家看来,人首先要成为历史王道的自觉传承者,然后以这种历史王道来匡正和提升现实的社会政治。对于个人来说,要实现这种王道理想,首在修身,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的人生道路,即是由“内圣”而通向“外王”。儒家的思想建构和人生设计契合了屈原的精神气质,他完全接受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所包含的意义,自觉走上了匡扶社稷、救国救民,以实现自己的生命理想和价值的道路。《离骚》开篇屈原即道出了自己出身的高贵和美好的生辰,接着便说:“份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珍视天赋予自己的内在美质,又重视这种内美的保持与扩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然而,正当他在现实政治中一展宏图的时候,却遭遇了楚王的昏聩和谗臣的离间,一下子从政治的核心被抛入痛苦的深渊。但他并没有放弃理想,他哀君、怨君、思君,希望有朝一日楚王能够醒悟,明其一颗赤胆忠心。但是现实却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他的生命理想失落了,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实的文化给了他理想,文化的现实又无情地甚至是残酷地否定了他的理想,这是屈原的生命困境,也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理想与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的儒家人生哲学的困境。“修身、齐家”固然是“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基础,但这种“内圣”理想并不一定指向现实的“外王”,并不意味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个体在现实的社会层面必然有所作为。如果天下无道或者君王失道,那么儒家人生理想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实现的保证。同样,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也决定着怀抱圣王理想的道德个体能否有机会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每一个生存于传统的文化政治体制下的士大夫都会遇到一个“遇”与“不遇”的矛盾,都面临着一个“穷”与“达”的命运抉择。对于他们来说,实现自己价值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明君圣主。如果君王无道,儒家人生哲学的整体信念就动摇了,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自身内在的矛盾。

屈原的生命历程就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悲剧性展开,他以诗人特有的气质以及南方文化的浪漫无羁、天真炽烈地把这种生命理想之悲诗化了。在此,我们看到了屈原不同于儒家的一面。在困境面前,他没有也不愿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这不是屈原的生命态度,他以诗人的血性高扬了儒家所缺少的某种现实的批判精神,对黑暗丑恶的现世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和深情的抗争。屈原也不同于庄子,虽然对儒家理想的幻灭和“不遇”的苦痛多次把他推向了庄子思想的门槛,但他终于掉头不顾。他不愿像庄子那样游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也没有像庄子那样遗世独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他追求纯粹,追求完美,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理想。他选择了死,以死来对抗丑恶的现实,以死来表白他的爱国爱民的热肠,以死来保全自己的高贵的人格。他既有孔子式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人格理想,又有孟子式的独立不迁的大丈夫人格,同时,他又有诗人那种慷慨任性和汪洋恣肆。他的诗句就像他体内那高贵而又奔流不羁的血液,纯是一片弥漫开去的至情至性的悲壮慷慨之气,已经超越了儒家那种“哀而不伤”、“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