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真相”时代下媒介公信力与舆论流变的关系

东南传播

2019年第2期（总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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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后真相”时代下媒介公信力

与舆论流变的关系

张 进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一、“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与舆论引导产生的影响

（一）“后真相”时代《牛津词典》收录了词条“后真相”，指的是“客观事实在塑造公共舆论时远不如诉诸情绪和个人信仰有影响力。”自2016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后真相”的相关研究居多，并将“后真相”概念放置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了研究。在有关媒体和"后真相"时代的关系的研究中，陈龙认为：社交媒体乱象是后真相时代的主要特征。

（二）对新闻与舆论引导的影响在后真相时代，媒体固有的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交媒体已经由商业主导，遍布谎言和假新闻。二是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人们为了谋求点击率而不断降低底线，迎合受众发布内容，用主观偏向影响受众，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异化。相较于严肃的事实新闻，具有渲染性色彩的新闻更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中立客观的报道难得到共鸣。大量同质化的符合既定口味的信息将人们裹挟进过滤气泡中，不明事理的人看到的内容越多，自身越偏执，造成群体

非理性情绪不断蔓延强化。

[1]

在“后真相”时代，除去新闻受到影响，舆论引导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媒体公信力的缺失，极大地削弱了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关于媒介公信力概念，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公信力是指社会中对新闻媒体所产生的信任度及新闻本身的权威性，以及新闻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张洪忠将媒介公信力定义为“在公众

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媒介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2]

有关对媒介渠道、消息来源、媒介机构三部分的公信力判断维度，喻国明等进行了实证探讨，他认为媒介公信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媒介从属于政府，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因此公众对于媒介的信任其实是透过媒介对政府的一种信

任。

[3]

通过对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不同所产生的公信力也是不同的。而公信力的获得往往离不开受众对于新闻报道进行的反馈互动。只有新闻报道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并对新近发生事情真相的进行及时解读，做好社会的守望者，才能够在传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中赢得信任。

二、“后真相”时代下媒体公信力分析媒介依赖论认为，媒介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越依赖于使用媒介满足自身的需求，媒介对个人产生的依赖就越大。当受众过度依赖媒介时，媒介的影响力就会越大、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媒介也就更容易通过

热点问题和引导控制舆论来影响受众，树立威信。

[4]

摘 要：

在所谓“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的今天，就事件本身做出理性解释的声音，往往会被一些富有煽动性、诉诸情感的非理性声音所掩盖，从而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所有的事件经网络发酵后，产生的舆论往往是不可控的。在“后真相”的时代，媒介的公信力对于事件的解决、舆论的流变所产生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随着国内的一些“热点事件”“危机事件”而相应产生的非理性舆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就会导致事件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以及舆论的愈演愈烈，这对媒介自身的公信力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作者将从“媒介公信力”的角度入手，借由相关案例，分析探讨不同信源（主流媒体、新媒体）与舆论流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后真相” 媒介公信力 主流媒体 新媒体本文微信网页版

传播视点——媒介融合前沿和理论——本栏目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合办

DOI:10.13556/35-1274/j.201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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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传播

2019年第2期（总第174期）2019

年第二期

我国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发声器”等特殊性，给广大受众留下了程序化印象。由于政府对作为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会对新闻报道进行舆论引导。但如没按新闻传播规律会出现堵大于疏的行为，在造成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的同时，降低了受众对于主流媒体的依赖性和可信度，由于在主流媒体这里得不到想要获取知晓的信息，会导致流言四起，引起社会恐慌，群众对媒介则会产生不信任感。与此同时，受众就会转而投向新媒体，企图通过网友的力量来获得真相，这又将会导致虚假信息、谣言的泛滥，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一定程度上部分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存在滞后性、模糊性，导致一些受众站到了主流媒体的对立面。

在“后真相”时代，微博、知乎、微信等新媒体成为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新渠道。社交媒体本身存在着言论的自由性、匿名性、传播迅速等特点，这些使受众获得信息更有主动权，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发生时，受众更相信来源于当事人爆料的一手资料，源源不断的信息补充跟进，这时谣言、虚假新闻等媒介乱像就会出现，但是交流的便捷性、评论的公开性等特点让“吃瓜”群众持续跟进事件的进展，对于真相的呼声尽管伴随着负面、极端情绪的裹挟，但是仍旧有助于倒逼管理部门推动对事件的解决。例如：2017年“榆林孕妇跳楼案”，正是因为家属将事件曝光后，舆论对于男方家属、医院的指责一直从未间断，虽然经历了新闻反转，但事实的真相是在大众的关注之下一点点向前推进的。从推动突发事件解决的层面上来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媒体来进行对于真相的诉求（如：江歌案），运用新媒体去寻求利益的获得、事件的解决。由此可见，新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后真相”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寻求真相、发泄情绪的最佳平台，而新媒体的发展也使得传统媒体走下了神坛。因此，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这并不代表传统媒体已经被新媒体取代。“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网络飞速发展，信息鱼龙混杂的时代，仍然是最权威媒体，所发布的信息是最为真实、最具有信服力的。主流传统媒体需要在“后真相”时代发挥好自身的作用，为真相发声，让受众信服。

三、“后真相”时代媒介公信力对舆论流变的影响在“后真相”时代，中国的舆论态势也发生了变化。李良荣认为，当前，中国传媒和政治的关系因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迎来了大众政治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件也因社交媒体的影响出现“后真相”的特征。他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场呈现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的特

征。

[5]

技术的发展在重塑媒体报道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社交平台的出现赋予了每一位公众发布信息的权力，在整个传播链条中，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传播者，而受众也不再是固定的接收者。人人能发声也导致了信息环境的混乱，胡泳教授曾这样描述道，

“描述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感情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此为后真相时代。“事实查验的传播失灵表现了新闻业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后真相时代下事实的意义发生了偏移，公众对情绪化的语言深信不疑，新闻传播规律面临极大的挑战。

在“后真相”时代，伴随着寻求真相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假新闻及谣言。回声室效应是当前“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之一，人们在面对新消息时，他们已经习惯于追逐信息潮流，不会在第一时间去查证真相，并且会始终坚守自己阵营的观

点。[26]

对于不明真相的网民来说，寻求真相变得极为困难。而滞后的主流媒体的发声，已经不能平息网民的舆论倒逼。

例如2017年11月底爆发的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这是继“上海携程虐童案”后的又一起社会危机事件，相比之下这次的案件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相关幼儿园家长微博发帖、接受采访的视频及相关网友的微博“证实”发帖等在社交网络持续发酵，“幼童性侵”、等话题引发热议。不仅仅造成了社会恐慌和对信任危机，也对幼师群体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在事件发生后，警方、北京市教委、人民日报等在对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进行了通报，也在2017年底公布了处理结果，但依旧并未能平息舆论。由于红黄蓝教育机构是一家上市公司，此次事件不仅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在外国引发了轰动。在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新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公信力甚至能超过主流媒体，事件的不及时跟进、大众关心的问题未能得到回应、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使得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对舆论的引导并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在一些事件发生时，往往受众会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被愤怒等情绪操控，被谣言左右，致使事件无辜相关人员遭受网络暴力，新闻事件不断发生反转。例如2018年的“重庆万州公交车”事件。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红色轿车在长江二桥相撞，公交车坠入江中，造成15人死亡。在事件刚刚爆出时，有网友爆料称事故是由红轿车的女司机逆行造成的，更有一张声称拍于事故现场红轿车女司机的照片在网上疯传。一时间网上受众被愤怒裹挟，认定女司机就是肇事者，对其谩骂指责，针对女性驾驶员的吐槽也蜂拥而至。随着事件调查，警方不断发布调查信息，事件发生了反转。人民日报报道，事实证明，由于公交车一名乘客因坐过站与公交司机发生肢体冲突，致使公交车冲过中心实线撞上对向而行的红色小轿车，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在这场灾难中，本应是受害人的女司机因网络暴力不堪重压，其家人也备受压力。

综上所述，在“后真相”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对于受众情绪化的舆论产生与发酵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主流媒体的发声往往滞后于新媒体。事件在新媒体上曝光，舆论在持续发酵，如果主流媒体未能相应的及时跟进报道事件的真相，而是一味的删帖禁言，会导致即使后来相关机构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查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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