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读后感(2000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读后感（2000—2012）

坐公车，从住的家晃悠到报社，翻阅《奈保尔家书》。一本来往于英国牛津与西印度特立尼达的父子书信集。听父亲讲自己始终热爱的写作生涯。他一直默默无闻，做着报纸的记者编辑工作，却始终热爱文学，热爱写作。他也告诉儿子，不要放任自己默默无闻，但是如果默默无闻了也没关系，只要在做自己的事就可以了。儿子还在牛津，没看到儿子成为作家，没看到自己的小说出版，他就撒手离开。但他对儿子，一直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并宽仁地说：“不要怕当艺术家。”儿子早熟地很，从他19岁年纪却能写出如此明透的信就可明了。翻书时，想到大一时和同学们密集的来信。其中有一个是后桌，来的信当时不已为然，直到年后翻阅，方才明白其远比自己成熟，当时想得已深密。这位早熟少年，方向始终明确，成为一名作家。之后他果真做到名满天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求学的道路不乏阴云，他为神经焦虑症所困扰，为贫困所累。还有哮喘。最主要，是对前途的不确定。看着这些一来一往的信，早上的公车之旅变的漫长而安宁。所有的感觉，为这穿梭时空的信笺敞开。愿你的道路漫长。愿我一直怀有勇气。

《奈保尔家书》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 . S . 奈保尔与其父亲（老奈保尔）和姐姐（卡姆拉）三人之间的通信集。时间起始为1949年至1957年。三个通信者分处三地，奈保尔在英国牛津，老奈保尔在家乡特立尼达（西印度群岛的一个英属岛国），卡姆拉在印度。这不是一本小说，但完全可以当“书信体小说”来阅读。也就是说，这本家书在风格上与我们以往熟知的那些家书（如《傅雷家书》、《曾国藩家书》）是不一样的，它在叙述语言和形式结构上都具备“小说”的诸多元素。除了前面说到的书信体小说，我还认为，它也具备成长小说和家族编年史小说的形态。而且更奇妙的是，作为一部“小说”的《奈保尔家书》，并非作者有预见、有目的的刻意而为。因为事实上，家书的三位作者，从他们开始给对方写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那就是写信，真实地写信，跟我们所有人写信的目的没什么区别。只是由于写信人的个人因素，即：三人都爱好文学，其中老奈保尔和小奈保尔都立志成为一个作家，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喜欢呈现细节，喜欢刻画人物，喜欢将身边发生的事件讲述给对方听，无意中便成就了一部由三人共同“累积”而成的“小说”。

如果我们把《奈保尔家书》当成一部“小说”来看待，那么，它也有可以归纳的“故事梗概”：在特立尼达，一个叫奈保尔的中年男人，职业是报纸编辑和记者，业余写写小说，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作家。他有七个子女，女儿卡姆拉在印度求学，儿子维多（即V.S.奈保尔）在英国牛津求学。这一家人并不富裕，有时还显得比较拮据。姐弟俩在外求学，靠的是政府资助的奖学金。老奈保尔勤奋工作，承担着供养家庭的责任。在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而努力的同时，更看出儿子维多身上的文学天赋，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大作家。而维多也对此充满自信，野心勃勃地为这一目标做着准备。至于卡姆拉，她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也像父亲一样，对弟弟维多的作家梦极其重视，时常给予勉励和鞭策。他们频繁地给对方写信，除了表达思恋之情，告知生活讯息之外，更多的是在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通过这些书信，彼此支撑，相互安慰。

我是在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才知道奈保尔这个作家的。所以，我最先读到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河湾》，其次是《米格尔街》和《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开头的一句话（“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凭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就把我吸引了，这句突兀的完全不像小说语言的话，让我为之一震。而这句话结束之后，马上就进入到十分具体的故事讲述，这种突兀的叙述转折，又让我为之一震。从那时起，我对能够以这种方式开始一部小说的作家，对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他经历了怎样的写作过程，就怀抱了十分强烈的兴趣。之后不久，我的朋友韩东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也提到了自己最近正在阅读奈保尔。他提到了《河湾》和《米格尔街》，并尤其推崇《米格尔街》。就我所知，写作朋友中，还有顾前和吉木狼格，对《米格尔街》也是爱不释手，如遇“故交”。这就更让我想要知道，这位仿佛从天外掉进汉语世界的小说家，他打动和启发我们的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怎样修炼而成的？

现在，这本《奈保尔家书》似乎可以解开这些谜团了。至少在我个人来说，这部家书除了让我有阅读“小说”的乐趣之外，也为我再次阅读《米格尔街》及《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提供了难得的注脚。奈保尔到达英国之后不久，就在给父亲和姐姐的家书中提出让他们给他邮寄香烟的要求，因为英国的香烟卖得很贵。尔后，“寄烟”这一细节反复地在三人的通信中出现，关于寄烟的方法，程序；关于

海关对烟草的严格规定和高额的关税，等等。总之，它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而我从“寄烟”这件事的反复纠葛中，生出许多的感慨，其中的一个感慨就是，作家不是在天上修炼而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磨练而成的。当然，《奈保尔家书》可以引申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只是这篇文章所要求的篇幅，已经不容许我罗嗦下去了。

从1952年开始，奈保尔经常性地陷入抑郁状态，他这样跟父亲分析自己的症状：“我当然知道令我一蹶不振的缘由：孤独，情感交流匮乏。你们应该了解，一个男人不是一段被运送到国外的木头，在上面锯两个凹槽，就当作了接受教育的标志。不，不是这样，他的要求远不止于此，他有感情，他有思想。有些人，哎，他们的所思所感超出常人，因此，他们备受煎熬……”这套理论听起来不陌生，回溯起来它似乎是如奈保尔般事业有成的人事后聊以自负的先见。但不容置疑的是，写下这些话的的确是个艰难而困惑的孩子。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纯粹的文学艺术世界，二就是父亲和家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儿子一次次流露出这种自命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加以阻止，哪怕是一点点劝诫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几乎从不试图对儿子的性格做出任何校正，至多做些小小的提醒：“你不再是个两三岁大的黄口小儿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老奈保尔教育子女的方式中最突出的一点（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点），正如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敏锐指出的那样，“与众多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同，他从不让爱子心中承受愧疚之情。”而是从来有求必应，顺水推舟，很少违逆儿子的主见。这看似简单的习惯，实际上却是不易做到的——试想，有哪位家长能够承受一种与儿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有哪位家长能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给予孩子以充分信任，不去对他大手大脚的消费行为做些许干涉呢？在特立尼达，奈保尔一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若不是母亲家有几位有钱的亲戚，父亲很难供养得起七个子女。偏偏这些没文化的亲戚都被奈保尔瞧不起，在英国，能够接济他的近亲远亲无不遭到奈保尔的挖苦和排斥，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在求学生涯的后半程，满欧洲旅游、花钱如流水的奈保尔的生活捉襟见肘，父亲的书信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跟他大谈创作，而是家庭的经济状况，谈能够给他多少经济支援——“你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花钱问题”。从1952年到次年去世，父亲汇款给儿子的频率日益加快，却不见他对不太体恤家庭的儿子有多少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