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鲁迅小说国民性研究综述

文献综述

题目：鲁迅小说国民性研究综述

学生姓名：刘晓燕

学号：110105011

专业：对外汉语

2013 年11月

鲁迅小说国民性研究综述

前言

鲁迅作为一名封建斗士，他笔下的国民性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鲁迅笔下的国民性进行探究，想从中找出国民性内在的涵义，并指出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学界就鲁迅小说中国民性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并试图从中找寻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为今后的进一步探究提供方向。

一鲁迅生平简介

鲁迅（1881～1936年），现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去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翻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1918年5月，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性质，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1921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阿 Q正传》。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先后参与主编了《莽原》《语丝》等文艺期刊。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

二鲁迅国民性的研究状况

关于国民性的定位问题，陈鸣树认为：在研究鲁迅国民性问题的思想时,首先要确定国民性的实质是什么。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它是一个大于阶级性的概念。是指不同阶级处于同一民族因而形成的某些思想行为、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共同的东西。[1]王瑶先生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大会时发表专文《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进一步阐明：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2]

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国民性研究的重点在“立人”，即重塑和培养具有现代人格素质的中国人问题。据许寿裳回忆说，鲁迅首先提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这不但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具有反对人性异化的意义，体现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的思想。鲁迅还提出了“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的问题，根据许寿裳的记述，鲁迅认为“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鲁迅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它的病根何在？”这一问题的提出，开拓了鲁迅自己所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题。沈文华和李文珊，分别在他们的《试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3]和《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探》[4]中，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分成了四个阶段: 1902年——五四前夕，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这时期带有浓厚的思想启蒙色彩；五四前夕——1923年前后,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目的是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目；1923年—1927年，继续批评，向纵深发展；1928年——1936年，运用唯物史观，指出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与外民族

的侵略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历史根源。

随着“新的人民的文艺”理念的确定，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服务于政治；随后，文艺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都是被列入禁区的，关于鲁迅国民性的研究也陷入沉寂。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的潮流中，民族性或国民性改造声浪再度高涨，“鲁迅热”重新流行于国内，而且大量的成果也集中于此。已出版的著作、论文集有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5]、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6]、张梦阳著《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7]、刘再复和林岗著《传统与中国人》[8]、谭德晶著《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9]、闫玉刚的《改造国民性——走近鲁迅》[10]等。

20世纪80、90年代，学者林志仪探讨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精神文明。[11]汪晖提出历史中间物的概念，认为梁启超与鲁迅兼具“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的“同一性”，都是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历史的“中间物”，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已经深入到鲁迅的精神结构层面，而王乾坤在汪晖研究的基础上，关于鲁迅生命哲学的研究标志着鲁迅研究在哲学层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高度。

21世纪新时期的研究则重点在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世纪末多有情绪与偏见的争议论争, 世纪之初开始逐渐转向学理性的讨论和思考，甚至对其现象的认真反思, 并先从清理事件的过程着手，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系列论文跳出了在文化构造的历时性关系中研究鲁迅的巢臼重新认识鲁迅思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12]高旭东则抓住20世纪末关于鲁迅的一系列论争，用无懈可击的历史事实，条分缕析地逐条批驳了对鲁迅的攻击，并在批驳中从深层上阐释了鲁迅和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13]陈漱渝的《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强调：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反对根据个人政治理念改变鲁迅历史原貌的“重塑”行为。[14]陈漱渝将世纪末乃至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几次重大论争，不仅做了来龙去脉清晰勾勒，而且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

三、鲁迅小说国民性的探源与思考

在鲁迅看来，中国“国民性”中存在的某些严重缺陷和弱点是由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鲁迅于20世纪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立人”两个相关的命题，国内学者对鲁迅国民性的生成做了如下的探讨：

（一）鲁迅小说国民性的来源探究

关于鲁迅小说国民性的起源问题，刘九生指出：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性的集中体现，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中的一种，更不是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精神状态，而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15]冯骥才一提出国民性来源“西方人的东方观”

[16]，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苏志宏的《国民性理论的形象学反思——从明恩溥到鲁迅》一文详细描述了自明恩溥到鲁迅的国民性理论发展过程，并明确的对“国民性神话论”提出质疑。[17]陈鸣树在文章中也提到“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弱点形成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18]冯天瑜则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的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奴才与暴君、自卑与自大相混合的病态心理，造成了中国统治者的共同精神状态。”[19]学者俞祖华从社会文化层面深度发掘国民的劣根性认为：鲁迅更着重剖析了封建文化对国人的熏陶，封建文化造成了国民性的扭曲、变形，认为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

[20]

(二)鲁迅国民性的“当代性”及现实意义

李新宇在《进人新时代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之一》中明确提出：进人新时代之后，鲁迅一直被写在旗帜上。[21]王书声也认为，鲁迅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对我国国民性的探索，其实质是探索众人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重塑和培养具有现代人格素质的中国人的问题。在今天继续学习和研究鲁迅立人思想及改造国民性思想，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22]金宏达在《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也肯定了当代研究鲁迅的必要性。[23]林非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更是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文化建设、关于思想文化性格建设的看法和建议。[24]

黄乔生的《试论鲁迅的经典性》指出，应该从鲁迅的生平和文本以及我们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说明鲁迅的经典性。[25]钱涛在《鲁迅笔下国民性思想初探》中就提到，在科学真理指导下，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了新内涵。[26]程致中也认为鲁迅国民性的意义体现在他为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他的“改革国民性”的启蒙主张，“弱者本位”的伦理原则，“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42]学者樊星应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