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由来以及相关文化根源

正所谓“凡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人”。

经过1600多年的发展，因内外客家人总数已达6560多万︰分布在国内大陆17个省、180多个县市的约有5512万人；分布在港澳台地区的有595万人；散居在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有454万人。因此客家人被誉为“日不落”民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人

“河洛文化”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现的。近年来，汉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明乎此，“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指黄河、洛水交汇处的一个小小区域的文化。

汉族南方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而以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最为深厚牢固。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端：一是在汉族南方诸系中，客家是最后形成的，其先民离开中原最迟，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记忆也最为深刻鲜明；二是客家人常常处于弱势族群的地位，在与相邻民族的竞争中，唯有中原文化是他们用以增强自身凝聚力、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正因为有此特点，因而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客家人就相对自觉地不断强化着自身崇尚华夏正统和崇尚正义的“崇正”精神。

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讲究郡望、崇文重教、尊崇礼教诸端则是其中荦荦大者。翻开客家人的族谱，或者观赏客家民居的门联，你会发现各家各户都有着中原的郡望。如陈姓出于颍川，李姓出于陇西，王姓出于太原或琅邪，谢姓出于陈郡或陈留，何姓出于庐江，黄姓出于江夏，杨姓出于弘农等等。如果细细推考起来，这样的标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实，但从文化学的观点看，则说明在客家人心目中，只有来自中原才是光荣的、有地位有面子的，这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中原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是特别看重读书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因而就有“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佳话。在客家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是族中子弟中举人、中进士的标志，有多少石旗杆，就说明族中有多少人获得了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因此，客家地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实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证。崇文重教与崇重礼教在精神上又是一致的，说明客家人想通过读书中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礼乐教化，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义，其核心内容还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客家人的国际性联谊组织“香港崇正总会”和世界各地区

的崇正分会以“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为会训，其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客家人的历史，其“崇正”的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又是在保卫国家民族的重大斗争中发扬光大的。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初到赣闽粤等地的广袤山区，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要改造落后的环境，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的华夏优秀文化。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把宗族的族群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凡事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同时又讲究一个“义”字，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守望相助。这样，他们就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观念，“崇正”也就成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客家民系形成后，历经抗金斗争、抗元斗争、抗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考验。在一次次抗御外侮、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客家人总是冲锋在最前，坚持到最后，千万客家优秀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其“崇正”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断提升和弘扬。

明清以来，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区，还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亚于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是靠“崇正”的精神战胜困难，逐步取得建设新家园、发展新事业的胜利。以台湾客家新移民为例，他们在迁移和开发台湾新家园的过程中，坚持崇正精神，一方面是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信奉原乡的乡土守护神，以之作为精神支柱；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仿效原乡的形式；珍视和保守原乡旧俗，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面对荷兰人、法国人、日本人的侵犯时，他们坚持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保种的旗帜，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浴血奋战，涌现了刘永福、邱逢甲、吴汤兴、徐骧、姜绍祖、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为客家人增了光，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现当代以来，时代变了，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但对于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许多客籍华侨，创业有成，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哺育。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养，不断发扬客家崇正精神，他们一次次携儿带孙回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

客家源流異說

客家人，或者是說講客家方言的人在國內外至少有三千七百萬人以上。對於客家人如何形成，最醒目的早期著作是1933年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羅先生在該書中，將中國歷史上的五期移民作為客家人的源流，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大家所接受的權威說法。雖然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如六期說等，但都只是對羅說的局部修正而已。事實上，羅說從方法論上說來有較大的漏洞，無法分清客家的源與流。（可先看結語）

五期說的困境

所謂五期是指：1、西晉永嘉喪亂以後，2、唐未黃巢起義之後，3、北宋靖康之難以後至宋元之際，4、清康熙初葉至乾嘉之際，5、清同治六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客家人是北方移民所形成，這點毫無疑問（當然是否所有客家人都是北方移民的直接後裔，則還有可討論之處，這裏先不展開）。但其源流不能簡單地由幾次北方移民運動疊加而成。五期說的主要困境有三方面：一、第一期的西晉永嘉喪亂以後的移民不可能與四五百年後的唐未黃巢起義的移民結合而產生客方言。二、黃巢起義事實上並未形成全國性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浪潮。三、以族譜追尋移民年代不可靠。

方言認同

客家人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客家方言。應該從方言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源流。中國本來重視地域認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有土客矛盾的產生，方言認同的趨勢逐漸突顯。客家人的認同顯然超越於地域認同之上。客方言不但是客家人凝聚力所在，也是區分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根本標誌。

客方言源頭的探尋

客方言與其他南方方言一樣，都是北方移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後來到南方形成的。客方言的源頭則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地區的北方移民帶來的。要說明這一點先要解決兩個前提：一是安史之亂的確引起由北向南的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保持原有的方言。

安史之亂引起的移民歷來被研究者所忽視。其實這次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兩宋之際的移民。江西北部與中部地區在中唐以後接納了數量頗大的移民，估計贛北的移民可能達到當地戶口總數的三分一以上，贛中則稍遜一成。這些移民必然帶來他們固有的方言，問題是這一方言將以什麼方式發生變化，是繼續保留下去還是消融到當地方言中去。由於這次移民的時間短，數量大，所以他們的方言必然要對當地方言發生很大沖擊，因此可以推測在江西北中部出現了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這些移民又經過一度或多次的再移民，進入江西南部與福建西部丘陵山區，並在那裏逐漸形成了客家方言。留在北部與中部的移民則成為講贛方言的人群。相對之下，中唐以後來到湖湘地區的移民，其所攜帶方言則成為今西南官話的源頭，因為在地域上始終與官話方言區相連，而未發展出獨立的一種方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