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契丹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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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满语和鲜卑语、契丹语词汇的关系
戴光宇
摘要:北朝时期的鲜卑语和辽金时期的契丹语都存在相当一部分词汇和满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和这些民族的发源地偏南,受到东北腹地古代民族的强烈影响有关,而且由于这些民族曾经长期同构成满族先世的人群有过相互的渗透与融合,到后来相当多的契丹人融入女真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满族的语言同这些称雄草原的北方民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鲜卑语;契丹语;满语;语音;词汇
北朝时期由代北入塞的鲜卑等民族语言中,其最具代表性的基本成分多来自蒙古语,而常用成分除少数来自突厥语外,多和满语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中有些词在今天满语里有而蒙古语里却没有,而且同源词汇的语音形式和音节结构往往和满语更为接近,契丹语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都体现出了现今蒙古族到来之前东北地区的某些方言特征,这对于我们探索中世纪以前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状态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魏书·官氏志》中的代北姓氏所改汉姓中有十七个不是直接取原姓氏中某个字,有的是取原民族语言该词的意思意译而成,如下:
1表中蒙古文转写借鉴了满文的穆林多夫转写法,而蒙古语中连读为长元音的两个元音字母之间的那个辅音字母,传统转写法写做γ,但为了不懂蒙古语的学者也知其为长元音,本文转写做h,其余的转写为g,以示区别。
2《魏书·官氏志》载:“黄帝少子昌意悃,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
3丁锋著《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第六章《清李鼎元<琉球译>所收寄语的汉语对音》,中华书局,2008年8月,p380。
4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5古代北方草原、森林民族多住在类似“仙人柱”的用木架搭成的只有圆顶没有立式墙壁的帐幕里,“顶”即是“房”。
《元和姓纂》又载:“北人谓地为拔”,因而贺拔氏意为“总有其地,众皆称贺”。
对“贺拔”的解释虽有些牵强,但四夷馆《女真译语》“地面、地方”的汉字标音为“卜·阿”,满文写做“ba”。
前人认为契丹语“捺钵”可能分别对应着满文的“na”(地)和“ba”(地方),满语称“地方”为ba na。
对于柔然始祖木骨闾(上古 ,中古 ),其名字是“首秃”的意思,对应着蒙古文mukur(钝的;无角的,秃头的;徒,空),满语中也有对应的词,即muhaliyan (圆的),同一词族相关的词还有:mahala(帽子);moro(碗);muhaliyan(弹丸);muheliyen (圆);muwa(粗);marimbi(转回,回来);mari(次,回,度);maru(鱼群);moyo(钝,水痘);moyombi(镌刻的字磨的没棱角),它们都有“圆”、“回来”、“粗”、“直径”的意思。
在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逐渐发现,在上古时期,东北腹地的东部和西部早期分别主要由秽人和貊人所占据。
大致以沈哈铁路为界,居住在东部沿海的“东夷别种8”土著秽人和居住在西部草原的东胡系游牧民族貊人是东北腹地最有影响力的两个
6哈萨克族有种酸奶制成的又酸又咸的食品名称和此词近似。
7“俟”字,现代汉语虽读 ,但在当时却往往用以翻译北方民族语言中的 或 。
如古突厥语官号“俟斤”( ),到了辽代就被译为“夷离堇”。
《魏书·官氏志》又载:“高车十二姓,九曰俟汾氏。
”《姓谱》上说:“神农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北方,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为俟汾氏”。
8《逸周书·王会篇》。
族群9,他们的文化构成了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
尽管在汉代以后史书上常常秽貊并称,但在早期,这两个族群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
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对照说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两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一个系统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游牧色彩浓厚,应该是先秦时期的貊人(貉人)所创造的文化,这一系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是剑身形态为两侧刃部经过研磨的细长型曲刃的短茎组合柄型铜剑,还有多钮几何纹铜镜和铜铎;另一个系统主要分布于辽东、吉长和朝鲜半岛全境,缺少游牧文化色彩,渔业和农业较为发达,中原系文化影响很少,青铜文化相对落后,社会等级差别不甚明显,应该是先秦时期秽人所创造的文化,这一系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是宽短型短茎组合柄型铜剑,又称“琵琶形铜剑”。
从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3世纪貊人东迁秽人地区以前,这种文化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人类短头阔面低颅的人种特征不同,无论是东北东部还是西部的民族在当时基本上都属于长头型高颅的古东北华北类型。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貊人自辽西地区东迁后,逐渐统治了东北东部的许多秽人部落,二者融合形成了文化源远流长的秽貊族群,是构成后来东北腹地土著民族的基础成分。
汉魏
时期的夫余(上古音 )、高句丽、沃沮、东濊等民族,都是在这一族群的基础上形成的。
“濊貊”一名,晚至《辽史·属国表》中尚有记载。
据史书记载:“东北九夷之五为凫臾10(上古音构拟 11)”,“凫臾,东方国名”12。
在早期东北诸族中,秽貊―夫余系统的民族,不但人口众多,且文化相对发达。
在秽貊族系中,仅仅夫余就占了东北九夷的九分之五,可见夫余系民族在上古时期东北地区的影响力。
直到唐代,渤海国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中,尚自称“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13。
现今分别居住在东北东部和西部的满族和蒙古族,他们在人种特征和语言的音节结构、语流音变上是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的,笔者认为,当秽貊族系的民族在东北大陆上消亡之后,和朝鲜(韩)民族一样,我国东北的世居民族也继承了这一族系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沉积在这些民族语言文化的底层,成为千百年来东北民族文化的底色。
其中女真、满族继承的文化以秽系民族的为主,契丹、达斡尔、蒙古等民族继承的文化以貊系民族的为主。
考古发现表明: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古城先为古秽城,后为夫余王国前期王城的宫城,夫余人和汉人在这里生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就曾论述吉林市帽儿山出土的少数当地土民文化遗物表明,夫余文化虽属定居农耕文明,但遗物“颇多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色彩”、“颇受匈奴文化之影响”,“总之此种遗物,不特非汉人所应有,亦东北高句丽各族遗迹中所未常见者。
考之文献,亦可为前说之证据,非好奇立异之论也。
”14有学者据史书记载北夫余之裔豆莫娄语言与契丹同,以及布里亚特蒙古的族称和“夫余”二字的上古音 相似,他们的摔跤是高丽式,与日本的相扑接近,与突厥—蒙古的摔跤并不相似,断定夫余属蒙古语族,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库莫奚和契丹都出自鲜卑宇文部,《魏书》却认为契丹是匈奴南单于的远属,语言“与鲜卑颇异”15。
因此我们不排除西迁的匈奴人里也有许多来自属于匈奴左地的夫余人成分的可能,很有可能,曾经统治过
9王建新、刘俊瑞《先秦时期的秽人与貊人》,《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王建新《濊人与倭人》,《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
10李巡《尔雅·释地》。
11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后同。
12《字汇补》。
13《续日本纪》卷十。
14董学增《夫余文化遗存的发现、基本面貌及命名之我见》引李文信《吉林市附近之史迹及遗物》,沈阳博物馆1946年10月出版内部专刊《历史与考古》第1号。
15《辽史·世表》也有如下记载:“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垂,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
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
”
夫余地区的匈奴人,以及本身就来自宇文鲜卑,又曾经同高句丽及慕容鲜卑关系十分密切的契丹人,其血统中东夷民族的成分要比从大兴安岭迁入蒙古草原的北部鲜卑人浓厚得多。
因为以中国东北腹地的满语支民族为中心,经过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走廊和西伯利亚西部直至分布于伏尔加河中游丘陵地带、被认为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西迁匈人语言的楚瓦什语,音节连接处都都存在着同样的的语流音变规律,即按照音节收尾辅音的三种不同的情况,后续音节起首辅音发生的音变也不一样:1、元音间单独辅音弱(浊)化,2、重叠辅音不弱化,3、较强的辅音与送气音相连时通常强化16。
欧洲中部的日耳曼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历史语言学上有名的“格里姆定律”。
同鲜卑语“素和” (白)和蒙古文cagan(白)的对应类似,契丹语有些词也将现代通用蒙古语发为c的音发做s,这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以及鄂温克语类似。
契丹语:撒剌(酒樽)
蒙古语:car-a(盘)
满语:cara(有腿无盖的金属器皿)
日本语:sa ra(盘,碟)
琉球语17:“樽曰答禄”ta ru,“盘曰答喇一”ta ra i。
蒙古文“昨天”öcügedür,布里亚特语 。
蒙古文“单独的”gakcakan,布里亚特语 。
鄂伦春语“桦树” ,鄂温克语 。
黑龙江、嫩江流域的一些民族语言里也存在类似的擦音和塞擦音乃至塞音的交替,但规律性不如布里亚特语和鄂温克语强,如:
“胡子”满文salu,蒙古文sakal,三家子满语 。
“放”满文sindambi,四夷馆《女真译语》听·答·埋。
“选”满文sonjoro,四夷馆《女真译语》团住·剌。
“坐”蒙古文sahu,嫩江流域扎赉特18、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等地的口语 。
但这样的交替看来很古老,它可能在上古时期支配着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进而出现了方言和语言的分歧。
比如橐离(上古音构拟为 19)国,又称索离20( )国21。
夫余—高句丽人始祖的名字东明22( )23,又称朱蒙24( )。
16戴光宇著《三家子满语语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六章第四节。
17丁锋著《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第六章《清李鼎元<琉球译>所收寄语的汉语对音》,中华书局,2008年8月,p382、p383。
18笔者的同学,家住扎赉特旗的陈斯日古楞曾在当地询问知情人,得知扎赉特旗具有这种口音的人在巴达尔胡镇和巴彦乌兰苏木各有一个村,其他苏木也有分布,据长辈讲他们才是正宗扎赉特王的后代。
19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后同。
20《周书·百济传》。
21可试比较蒙古文“天”tegri(读做tengri)和满文“天河”sunggari bira的“天”sunggari(~ ula是“松花江”)以及日本语“天空”so ra的语音对应。
22《后汉书·东夷传》
23其“善射”的意义可试比较满文dongniyorombi,(马)扬头,(人)扯手。
因为在东北亚的语言里,音节mi和ni常有互换,原词意义不变或相近,如“跪”有《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对此词有“灭骨地”、“捏骨地”两种记法,满文为niyakūrambi;又如满文feniyen(群),fulmiyen(捆),fuliyembi(捆扎)。
也可试比较日本语to bu,“跳过,跳越;飞,飞扬,飘飞,飘落,飞散;溅,迸;传播,传开”。
24《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这一类音变规律包括同部位而发音方法不同的音之间的交替: ~ ~ ~ ; ~ ~ ~ ~ ; ~ ~ ~ ~ ,这就是导致东北亚民族语言方言差异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蓝司铁定律”。
如:
“星星”:满文usiha,琉球语posi,日本语hosi。
“月亮”:蒙古文sara,韩文dal。
“石头”:蒙古文cilahu,韩文dol,满文dalga(土块),日本语do ro(土)。
“红”:蒙古文ulahan ,满文fulgiyan,韩文bulg da,阿伊努语hure。
“太,过于”蒙古文demei,韩文ne mu。
契丹语中似乎还存在着西伯利亚语言中所特有的 与 的交替。
水:
契丹语25:乌
蒙古文:usu,布里亚特语: ;蒙古文 sara (月亮),布里亚特语为 。
有力:
契丹语:虎斯
突厥语:küc
蒙古文:kücü
满文:hūsun
朱泓先生根据豪欠营、山咀子两处辽代契丹族墓地出土颅骨的分析结果,认为辽代契丹族基本上可以归入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但是也含有少量的东亚蒙古人种或者北极(东北亚)蒙古人种因素,定量分析表明:辽代契丹族与汉代鲜卑族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有某种接近的趋向,其颅骨多以圆颅、阔颅、颅形略低的正颅形为主要特征,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点和辽墓壁画上所体现的很一致。
他在分析了有关人类学资料后,认为契丹源于鲜卑、匈奴血统,而非当地的土著祖先。
26而在后来的文章中,朱泓先生对匈奴、鲜卑的颅形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在匈奴族中,低颅、阔面类型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其北部人群中”,在“匈奴人的南部人群及其先世的人种构成中体现出一种东亚与北亚人种相混合的性状,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颅形和略窄的面宽。
27”作者还指出,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并非低颅性质的居民,其中的低颅现象可能来源于和北部匈奴人的混血。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鲜卑人、南部匈奴人和契丹人的确都有着一部分来自东北地区的人种因素,但其中具有低颅、阔面人种特征的血统主要来自西伯利亚地区,这和鲜卑、契丹语中所体现出来的同东北腹地民族相接近的词汇结构以及从西伯利亚向东北地区渗透的语音特点相互吻合。
契丹语中还有一些和鲜卑语或更早时代的语言相通的成分,请看如下几个例子。
潢水28:
鲜卑语:饶乐(《后汉书》)、弱落、如洛環(《魏书》)
契丹语:袅罗个没里(女古没里)
满文:niowanggiyan(绿),niohon(乙,松绿),niohun(豆绿)29
蒙古文:nogoh-a(绿)mören(江)
在现代蒙古语中,潢水(辽河上游)的名称是sir-a(黄) mören(江),可见契丹语中表示“黄”意义的词后来其含义发生了改变,这大概是由于突厥语表示“黄”意义的词sir-a排挤了原来固有词的地位,使之转而表示和“绿”有关的颜色了。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蕃语山为讷都,水为乌。
”
26朱泓《契丹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27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和契丹》,《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28武内康则、申英姬《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2013年01期。
29上文引Janhunen(杨虎嫩,2003)。
正如满文中以字母k开头的词数量很少且一般是借自蒙古语一样,蒙古文中以字母n 开头的词相对于其他词汇来说也是十分有限,其起源似和东部沿海的居民有关,其词意多数都和“粘呼呼”、“滑溜溜”、“毛茸茸”这样的意义有关。
如王易《燕北录》提到:“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
”前人考证这个词对应着满语的niohušulembi(动词:光着身),从这个词我们也容易想见满文lioho(海白鱼,东北人说某人表演某项技能或驾驶某种交通工具很熟练就说“溜和”)、niohe(狼)、niyahan(狗崽子)的来源了。
其实,不管niohušu-还是niohon、nilhūn(滑)、nilgiyan (光滑)等等,都和生命产生之初那种粘呼呼、滑溜溜的状态有关。
狗:
鲜卑语:若干
契丹语:捏褐
蒙古文:nokai
满文:niyahan(狗崽子)30
土:
鲜卑语:託纥臣(《隋书》)
突厥语:土护真(《新唐书》)
契丹语:陶猥思(《契丹国志》)
蒙古文:tohosu
县:
契丹语:石烈,县也。
琉球语31:尘埃曰及力chi ri。
日本语:城,城堡;领域,范围si ro
《辽史》所从契丹人自己的汉字记音,入声字的韵尾及疑母字的声母 已开始脱落,接近金元时代的以后的近代音,词中元音间的塞音常常弱化为擦音甚至脱落,这和今天达斡尔语的语音风格很接近。
鹰:
契丹语:稍瓦(中古音 )
蒙古文:sibahu
契丹官号:于越(中古音 ,突厥语 );惕隐(中古音 ,突厥语 );详稳(中古音 )、常衮(中古音 )、敞稳(中古音 ),可能来自汉语“将军”一词。
看来契丹语对于突厥语等语言借词也像本族语言一样把元音间的塞音弱化。
从上面的这些词汇来看,鲜卑、契丹等语言在音节结构上很接近满语,但音节连接处的发音习惯和音变规律却有些像蒙古语和达斡尔语。
《魏书·官氏志》中的鲜卑语和契丹语的语音都具有同现代标准蒙古语有所区别的浓郁30同上文引胡增益(1994:585)。
31丁锋著《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第六章《清李鼎元<琉球译>所收寄语的汉语对音》,中华书局,2008年8月,p356。
的东北亚风格,可见古代秽貊民族对于蒙古族形成以前崛起于东北的几大游牧民族的影响是强烈的。
同时,虽然鲜卑语和契丹语里一些体现民族本质的词汇和蒙古语相通而女真—满语里没有,但也有些词和满语的关系要比和现代蒙古语更为密切。
比如:“门”,契丹(奚)语“堕瑰”,即和满文的duka(大门)读音相近。
奚堕瑰部,堕瑰是门的意思。
契丹、奚语言里有一些和满语相通而今天蒙古语族里难以见到的词汇,笔者以为不一定都是从女真等民族中借用的,很可能这两个民族的族源中本身就包含有东北夷的成分。
不过,据乌其拉图先生研究,拓跋鲜卑语的官号绝大多数和今天的蒙古语有着严谨的对应关系32,如“比德真”(曹局文书吏,bicigcin)、“朴大真”(檐衣人,制茶人?budahacin)、“胡洛真”(带仗人,ulahaci)、“乞万真”(通事人,kelmürcin)、“拂竹真”(乘驿贱人,berdegcin)、“折溃真”(为主出受辞人,可能是辩护人,jarguci),还有少数几个和突厥语有着对应关系,如“可薄真”(守门人,qabaqci,在现代的各种突厥语中,qabaq为盖子或眼皮)、“契害真”(杀人者,qirghuci,蒙古语kirgaci为剃头匠),可见《魏书·官氏志》中的代北姓除了北魏的统治民族拓跋鲜卑的姓氏之外,一定还有不少来自其他部落的姓氏,占其中显著地位的就是和后来满族语言相通的那部分姓氏,可能来自东部鲜卑或秽貊族系的民族。
《燕北录》33记载:“戎主太后嚏喷时,但是近位番汉臣僚等并齐道‘治夔离’(《广韵》 ),汉语万岁也。
”蒙古语:dehegur e,往高去34。
今天东北的许多满族人会在别人打了喷嚏时说:“一百岁!”,而蒙古族有的人说:“一百岁,一丈高!35”可见,契丹的文化,小到打嚏喷这一细节,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现今东北民族的文化,其影响不可谓不深矣。
西迁的匈奴人在语流音变上已显示出具有和满语支民族相同规律的迹象,北朝时期的鲜卑语和辽金时期的契丹语都存在相当一部分词汇和满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和这些民族的发源地偏南,受到东北腹地古代民族的强烈影响有关,而且由于这些民族曾经长期同构成满族先世的人群有过相互的渗透与融合,到辽朝灭亡时,相当多的契丹人融入女真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看来满族和清代文化确是古代北方民族王朝文化的总结,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从金到清的戏剧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北方民族的故事,为女真—满族所欣赏,而兴起于漠北的蒙古族更加钟爱的是优美抒情的诗篇和动人的民歌。
Abstract:There are a part of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of the languages of Xianbei and Qidan remarkably related with the Manchu language, which is because that these peoples originated from the areas near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northeast China.They had related with the peoples lived in northeastern Asia, and mixed together with them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nd, when the Liao Dynasty was destroyed, many Qidans were absorbed by the Nuchens and brought in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these nomadic people should be done forward.
Keys:the Xianbei language, the Qidan language, the Manchu language, speech sound, vocabulary.
32乌其拉图《<南齐书>中部分拓跋鲜卑语名词的复原考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11月,第23卷第6期。
33[北宋]王易《燕北录》。
34笔者请教过蒙古族好友巴林左旗的乌恩其,他说dehejile-(向上去,首先享用)一词可能更靠谱。
35笔者的父亲就常常这样说。
关于蒙古族的说法,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老同学、笔者的好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白忠林,蒙古族的说法是他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