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堡戈国墓地葬俗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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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堡戈国墓地葬俗浅析
商周之际的高家堡墓地存在腰坑、殉人、殉狗以及毁兵葬俗,其中腰坑、殉人、殉狗是商人盛行的埋葬习俗,毁兵葬俗则是周人的埋葬习俗。
商周之际的高家堡墓地在葬俗方面既存在商文化因素,又存在周文化因素,反映了商周之际商文化与周文化的相互融合。
之所以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在同一墓地中共存,是因为高家堡墓地的主人是深受商文化影响的夏裔戈族,在迁到关中地区后受周文化影响所致。
标签:高家堡;戈国墓地;葬俗;浅析
引言
高家堡墓地是商周之际一处重要的家族墓地。
1971和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泾阳高家堡发掘了6座商末到西周早期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随葬器物[1]。
学者就这批青铜器与墓葬的年代、文化属性、族属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而关于葬俗,鲜有涉及。
高家堡墓地存在腰坑、殉人、殉狗以及毁兵葬俗。
葬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经形成,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而不会因改朝换代而立即消失。
不同的葬俗往往与不同的族属相联系,因此,通过葬俗来探讨墓地的族属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仅就高家堡墓地的葬俗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腰坑葬俗
腰坑是指在墓室底部靠近中央所挖的小坑。
至于为什么称为腰坑,石璋如先生曾解释说道:“腰坑系本地的土名,因为正在骸骨的腰下,故叫腰坑。
”[2]这一名称现已成为考古学对墓葬内这一现象的通称,并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腰坑葬俗是指在腰坑内埋葬殉人、殉狗或随葬器物的一种埋葬习俗。
高家堡墓地6座墓葬中有5座有腰坑,腰坑形制呈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以及不规则形,腰坑内未发现殉葬动物骨骸和器物。
从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腰坑葬俗资料来看,这一葬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流行于商周。
“商代墓葬内普遍有腰坑是在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历年殷墟遗址发掘的墓葬中,有腰坑墓葬的比例占到了发掘总数的50%到70%左右”[3]。
周人最初是没有腰坑葬俗的,这从已发掘的先周早、中期周人墓葬中可以看出。
在商周鼎革之际,发现了先周文化的墓葬在墓底设有腰坑。
如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发现的5座墓葬,其中3座墓葬有腰坑,83SCKM1、83沣毛M1为灭殷以前周人的文化遗存,83沣毛M3年代在周初[4]。
王志友认为,“受商文化的影响,沣西地区先周晚期墓葬多数都有腰坑;西周取代殷商以后,周人也继承了商人墓葬之中设置腰坑的习俗,但是周人墓葬中腰坑的设置,没有商代晚期墓葬中那样普遍,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墓地的不同区域,腰坑的设置有明显的差别。
有腰坑的墓明显继承了商文化的因素,有的就是殷遗民的墓葬。
西周大型墓葬之内多无腰坑,表明腰坑之制并不是姬周贵族的传统”[5]。
可见,高家堡墓地的腰坑葬俗属于商文化因素。
但是,高家堡墓地腰坑墓与殷商时期典型的腰坑墓又存在不同,腰坑内没有殉人、殉狗。
这种现象在张家坡西周墓地也有发现。
398座西周墓中
有腰坑者33座,但其中22座腰坑内空无一物[6]。
这种现象或可表明,高家堡墓地的腰坑葬俗在保留殷商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受周文化的影响又发生了变化。
二、毁兵葬俗
所谓毁兵葬俗,是指人为的、有意识的将青铜兵器如戈、戟、矛、钺、剑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毁坏后再随葬的一种葬俗。
高家堡墓地共有3座墓葬出去了青铜兵器,共9件。
其中M1出土戈1件;M4出土戈2件、戟1件、钺1件、剑1件、镞2件;M5出土戈1件。
71SJGM1:14戈,戈锋端向一侧弯曲,“乃人工有意击打援体中部曲折成之”[7]。
91SJGM4:21戈,“援身中部有砍击痕,锋端向内折曲”[8];91SJGM4:22戈,“援中部有横击痕,锋端向内折曲”[9];91SJGM4:27戟,“戟刺和下胡弯曲成弓形,乃敲击致之”[10];91SJGM4:9剑,折断为两截;91SJGM4:14钺,刃部向一侧卷曲;M4的2件镞保存完整。
91SJGM5:6戈,出土时折成两段,“援中部原经横击向内弯曲成140°夹角”[11]。
依据报告明确指出的5件人为有意识毁坏的兵器,推测除2件镞外,其它2件兵器也应系人为有意识毁坏。
此外,与兵器共同随葬的器物如青铜器容器、陶器等,大都完整。
因此,青铜兵器遭到毁坏的原因并当不是因为棺椁腐朽墓土下陷被压所致。
从而,可以肯定,高家堡墓地3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当是下葬前人为有意识毁坏,出土青铜兵器的3座墓葬均存在毁兵葬俗。
“被毁坏的兵器情况主要有三种:1.砸弯变形;2.局部残缺;3.折断成两截或更多”[12]。
高家堡墓地毁兵情况为砸弯变形和折断成两截两种。
通过对商代和西周墓葬毁兵现象的考察,张明东认为,“毁兵随葬的习俗是周人的习俗,在先周时期的周人墓葬中就已经存在,而在同时期的殷人墓中不见或极少见到,个别商文化系统墓葬采用的毁兵习俗,很可能是因为地进周人而受其文化习俗影响所致。
并且不排除个别墓葬年代进入西周的可能,因为周人灭商以后,许多殷遗民受到周文化及其习俗的影响,可能也开始采用毁兵随葬的习俗”[13]。
据此,可以认为高家堡墓地的毁兵葬俗属于周文化因素。
三、殉人与殉狗
高家堡墓地存在殉人与殉狗现象的墓葬有2座,其中M2殉人1、殉狗2;M3殉人1、殉狗1。
殉人均位于墓葬二层台上,殉狗位于椁室上方填土中。
此外,高家堡墓地M6的墓向与其余5座南北向墓葬不同,墓向呈东西向,墓葬没有腰坑,亦无葬具,除随葬蚌壳与贝壳外,再无任何其他随葬器物,人骨仅有头骨,不见躯体四肢。
可见M6的性质与其余5座不同,报告认为M6为M4墓主杀殉的人牲的葬坑,其身份必为奴隶或战俘[14],应当是正确的。
人殉是用活人去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
殷商时代是中国人殉制度的鼎盛时期。
墓葬中使用人殉,不仅盛行于殷王国的统治中心,殷王统治区及四邻方国也大多受其影响。
以商代晚期安阳殷墟文化为例,不仅带墓道的大型墓、中型墓墓内一般有殉人,个别小型墓内也有殉人。
周人先世的发祥地泾、渭流域,到目前为止,尚未见人牲人殉实例,这或可表现,周人先世并不存在人牲人殉的习俗。
及至殷末,周人成为中国西部的强盛部族,敢于同东方的殷人相抗衡,双方不断发生战争,经济文化互相交往,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互为影响、彼此渗透,殷人原有的人牲、人殉习俗,可能在这个时候开始被周人所接受[15]。
殉狗现象在殷人墓葬中习见,殉狗一般位于墓底腰坑内。
据日本学者井上聪的研究,殷人墓中以狗为殉葬物的腰坑是殷人的独特习
俗之一,腰坑内发现的殉狗当是殷人的一种习惯葬制[16]。
高家堡墓地的殉狗位于椁室上方的填土中,与殷代典型的腰坑殉狗习俗有一定差异,但填土中殉狗现象亦见于安阳殷墟地区。
可见高家堡墓地的殉人、殉狗习俗属于商文化因素。
结语
商周之际高家堡墓地中同时存在商人与周人的文化因素,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高家堡墓地主人为殷人、殷遗民或深受商文化影响的部族,葬俗中的商文化因素为自身原有文化习俗的孑遗,周文化因素为受周人影响所致;第二种,墓地主人为周人,或受周文化影响的族群,葬俗中的商文化因素是受商人的影响所致。
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不仅见于葬俗上,在随葬器物上也得到了体现。
高家堡墓地共出土60件商周之际青铜器,包括有鼎、、鬲、簋、盘、尊、卣、觚、爵、、、瓿、、斗以及钺、戈、剑、戟、镞、弓形器等器类,既存在典型的商式青铜器,又存在商周混合式、周式青铜器。
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有28件,其中有“戈”族族徽者最多,共8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明确出土地点并有戈族族徽铜器群中最多的一组。
这为探讨墓地的族属提供了依据。
目前,学者一般认为高家堡墓地为商周之际戈族的家族墓地。
报告认为,夏后裔戈族是从豫西迁到泾阳,商末周初活动于泾阳一带[17]。
张懋先生认为戈族是在武王灭商后由河南迁来泾阳[18]。
不管具体情况怎样,戈族都来自深受商文化影响的河南地区,如此一来,上述现象就不难理解。
高家堡墓地处于西周早期都城岐周与丰京、镐京之间,戈族从河南迁来时,开始与周人共处,受周人文化的影响,开始接受周人的毁兵葬俗。
但由于戈族深受商文化的影响,且葬俗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腰坑葬俗和殉人、殉狗的葬俗便是商文化因素的遗留。
由于受周人的影响,腰坑中又未殉葬任何动物,使腰坑徒具形式。
高家堡墓地展现了商周之际商文化和周文化相融合的鲜活一面,对于认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2]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
[3]王志友.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J].考古,1984,(9).
[5]王志友.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31.
[8][9][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98.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10.
[12]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与文物,2006,(4).
[13]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J].中国历史文物,2005,4.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20.
[15]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6.
[16]井上聪(日).殷墓腰坑与狗巫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118.
[18]张懋.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J].考古与文物,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