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乔治·E·马尔库斯、米凯尔·M·J·费彻尔

第一章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

范式风格：paradigmatic style 表述观念的范式风格。

文本：texts，的多义性多样性。

场域性：contextuality

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ies

后范式特征：比如后现代

利奥塔：语言游戏和混杂制度

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帕森斯主义：对帕雷托、A.马歇尔、迪尔凯姆和韦伯的不同理论观点实行综合，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变种——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按照帕森斯的理论，每个行动者对手段和目标的抉择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深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并须受到人们共有的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调节。帕森斯强调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深入地探讨了由不同人的主观取向所导致的个体行动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行动。其中，他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就表现与先赋性质、情感与非情感、专门性与扩散性、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 5种模式变项是对以社会行动为表现的人们需求满足方式的论述，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分析模式是对社会系统功能要求的强调；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交织，从而使结构功能主义以高度理论抽象的形式实现对早期行动理论和功能主义的综合。

帕森斯主要著作：

怀特：任何历史学或人类学的著作，都展示了情节、论式argument以及意识形态意蕴。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协调一致，而与它们企图涵盖和排比的事实处于一种不固定的关系。这些不稳定性促使写作模式随社会潮流的变化而转化。在写作文本中，尤其是在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文本中，作者力图调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努力为其他历史学者提出方法论上的问题，从而界说了解释现实的理论话语。转化成作者的表述问题。在怀特看来，19世纪的历史写作往往以一种反讽irony的方式开始和结尾。反讽方式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模式，感受到种种复杂概念的失败；就文体风格而言，它采用各种修辞手段，显示了作者对他自己所作的陈述真是性怀有的确实或虚构的怀疑；它经常关注语言本质的认识问题以及语言在描写现实时出现的问题；因此，反讽沉迷于挖苦的技巧之中。但是18世纪启蒙时代末期的反讽，不同于19世纪末期的反讽。前前后后，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方法摆脱反讽的状况，以期发现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合适的”或“合乎范式”的表述。怀特以为，这三种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法包括罗曼史、悲剧以及喜剧。而且我们最好把它们看作是在建构历史和社会理论时使用的情节构造策略。罗曼史是作家所进行的带有探究性

质的移情式自我认同，它超越世界历史的特定时期；在民族志中，弗雷泽的《金枝》就是一个例子。悲剧是对不同社会力量冲突的感受及其意识升华。在悲剧中，个人或者单个事件是不幸的承受者。不过，人们可以通过感受悲剧的核心内容来体验并理解社会冲突的力度。比起罗曼史，悲剧更具有世俗性。喜剧是悲剧的反面，它发掘或培养暂时性的喜悦、欢乐和和谐，它常常描绘成在节庆或仪式的场合下的那种狂欢的情景。对于19世纪的编年史，怀特描述了从罗曼史到悲剧、再从悲剧到喜剧这样一种转变过程，他认为这种转变最终是以一种深刻的反讽模式终结的。19世纪末期的反讽不同于18世纪启蒙时代末期的反讽。比起18世纪启蒙时代的编年史学来说，19世纪期间的总的来说始终较不抽象、而更具有经验性。19世纪存在着一系列寻找“现实主义”描绘模式的不懈努力。这些努力的结果都十分具有讽刺性，因为它们从同一些事件推论出同等复杂、似乎全然合理但却明显互相排斥的概念。

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产生于60年代的文化人类学界，它代表人类学者得注意力从建构文化整体理论转移到反思民族志的田野公共和写作上，它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吉尔兹。

第二章民族志与解释人类学

民族志是主要一种研究过程：第一，人类学者周密的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他们的方法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这个工作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者得田野工作过程。

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

好的民族志的特点：第一，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二，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文化和语言进行跨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解释人类学是在六七十年代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学社会理论、经典的微波社会学、现象学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它把文化当成意义系统来研究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认为的认识过程。

吉尔兹，把文化当成文本的主张。

60年代的冲击：帕森斯文化理论主张以社会的自身特征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构造，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则试图为所有的文化系统找出一个普通的规则或曰语法。

伽达默尔的辩证对话观、拉康的有关双向的交流中“第三参与者”、吉尔兹的“近经验”experience-near 和“远经验”experience-far并置观juxtaposition。对话、第三参与者，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假设和成见，而历史的交流过程正是研究者所处的时期或文化的思想观念与另一个时期或文化的思想观念互相交汇的过程。

实验的目的：第一，对过去的肤浅和不足做出回应，其次是指责解释人类学只关心文化的主体性而不关心权力、经济学的喝历史学的背景的观点做出回应。

第三章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和情感

描述文化之间根本差异的最有效的方式，也许是围绕着人观personhood概念进行的考察。人观，指的是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马尔斯·莫斯的反文化概说和吉尔兹的《巴厘社会中的个人，时间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