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明威小说的悲剧性

试论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的发展
摘要：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从他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到他自杀身亡之前发表的非虚构散文作品《危险的夏天》，甚至他死后由其遗孀玛丽女士整理出版的纪实文学《不固定的圣节》，贯穿了其小说创作的始末。

本文结合他的四部著名小说，分析其各个时期小说中悲剧意识的发展。

关键词：海明威小说；悲剧意识；发展
二十世纪是个充满死亡焦虑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三千多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有八千多万人死亡。

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使作家和哲学家形成特殊的世界观,他们对死亡主题进行剖析思考,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迷惘的一代”作家们正是生活在这个动荡时期，他们在这场大动荡中觉醒了,思想也日臻成熟,他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变得不耐烦而且多疑，他们不能适应战后平静的生活,大战中所受的痛苦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性情,战争的狂乱一直萦绕在他们脑中,从而嘲讽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

盛行于二三十年代的“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公认的代表代家，就是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

海明威一生多次参战，受过无数次伤，他从小就弄瞎了一只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奥军炮弹炸倒在地，腿上中弹二百三十七片。

在伦敦时，头部严重震荡缝了五十七针。

他曾多次遇上飞机失事，侥幸未死，得到了阅读自己讣告的罕见“特权”。

而且，海明威不只伤在身上，还伤在心上。

他一生三次离婚，两次参战，每次都受尽刺激。

“强烈的忧郁症”和“多疑症”常常笼罩着他的内心世界。

成名后生活的优裕，并没有使他的精神创伤痊愈，反而使他更加迷惘仿徨，以至怕死怕到想去找死。

不过，海明威是不愿默默地忍受伤痛的，他要把伤痕无形地表现出去，于是他把自己的身心之伤转移到他的人物形象上去了。

这些人物可以看作同一个人物的逐渐变化，从而也使得他的性格影响了他对文本的创作。

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从他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到他自杀身亡之前发表的非虚构散文作品《危险的夏天》，甚至他死后由其遗孀玛丽女士整理出版的纪实文学《不固定的圣节》，贯穿了其小说创作的始末，本文结合他的四部著名小说，分析其各个时期小说中悲剧意识的发展。

一悲剧意识萌芽阶段
海明威真正闻名并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是在1926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落在欧洲的青年男女为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憎恨战争、无法消除心中的创伤、心情苦闷迷惘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思想情绪。

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位美国记者，在欧战中因下体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位英国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

他们互相爱慕，却无法结合。

巴恩斯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及，就带了艾希利来到比利牛斯山区，以狩猎、钓鱼和观看巴斯克人斗牛来消磨时光。

在斗牛士勇敢精神的激发下，巴恩斯感到无比兴奋；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力量的体现，是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永恒，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格特露德·斯坦对海明威说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1]，海明威把它作为《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但是，从此“迷惘的一代”却成为了一种文学流派的标志，而海明威自己也成为了它的代表。

《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的确是凝结着他本人的精神痛苦和深刻的内心体验的，它里面的主人公，由于受到战争在心理和生理上两方面的摧残，心灵极度空虚，苦闷和绝望，便想在某种刺激中，求得精神解脱，寻求人生的真谛。

但是，什么是永恒的人生?什么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海明威这个项天立地的男子汉竟也一时手足无措了。

《太阳照常升起》标志着海明威悲剧意识的形成。

从小说的两个题词中可以窥见一斑，小说的一个题词引自《圣经·传道书》，“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2]海明威的用意十分明显，即指出人生悲剧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为整部小说的悲剧色彩奠定了基础。

但是他又引用了格特露德·斯坦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一个是传道者的大彻大悟，一个是迷惘彷徨。

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和矛盾。

小说的绝大部分都在描写曾经满怀激情和理想的一代年轻人在战后的价值崩溃和精神毁灭，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沉湎于谈情说爱、酗酒、闲聊、游荡、钓鱼、观看斗牛等感官刺激当中；在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的外表下，涌动着失落、忧伤和哀怨的潜流。

战争彻底摧毁了一代人的理想和信仰；一切都变得荒唐无稽、不可思议,他们看不到希望。

如果把《太阳照常升起》纯粹理解为迷惘的宣言，未免曲解了作者的初衷。

虽然迷惘是小说人物的主要思想状态，但他们并非完全不觉悟者；他们表面上嘻嘻哈哈，一团和气，或虽有纠葛却无伤大雅，但在各自的心灵深处却是独立的世界。

旧有的价值体系受到战争的嘲讽和摧残，但放浪形骸的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彻底堕落，杰克对爱情的专一，勃莱特在贪恋肉欲和物质享受的同时重视精神上的爱情，以及科恩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尽管不合时宜，甚至有时显得荒谬可笑，却说明他们依然保持着对人类最珍贵精神遗产的眷恋。

因此，迷惘经常只是一种表象，他们对现实和人类历史的悲剧性并不缺乏认识，而他们的悲观情绪和消极行为正是对这一认识本能和无奈的反应。

年轻的海明威从自己参战和旅居欧洲的经历，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谬，也体会到了人生的悲剧本质。

这一时期，他对悲剧的态度总体上是屈从和无奈接受的。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单个的人应该注定成为某种超个体性的东西。

——这就是悲剧想要做的。

他必须忘却死亡和时间给个体造成的极度恐惧。

”[3]在尼采看来，这就叫具有悲剧意识（tragisch gesinnt sein）。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

但是现实的悲剧性并不一定总会随之产生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悲剧意识。

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人们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人们麻木地忍受，无所谓悲剧，也无所谓喜剧，对于麻木的人来说人生只是一场永远无法清醒的梦。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

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

悲剧全在于对苦难的反抗。

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4]人生最精彩的是人们面对苦难、生死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态度，人生最紧要的冲突就是生与死的决定性冲突，麻木地忍受苦难，不可能产生悲剧。

第二种选择是人们在幻想中生活，寻求虚幻的满足。

《太阳照常升起》基本属于这一种。

第三种选择是人们面对苦难死亡等人类的生存困境，有迷惑与痛苦，但依然不懈地追求。

阿·尼柯尔指出：“死亡本身已经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

”[5] 海明威的晚年之作《老人与海》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选择。

我国的美学家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苦难的方式。

没有对苦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

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6]人们遭遇了苦难、死亡的特殊情境，却选择了反抗苦难与死亡的人生态度，在生与死的冲突中，将人生的华章浓笔重彩挥写，让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发挥到极点。

很显然，只有第三种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才可能上升为悲剧意识。

只有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性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人们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

因此，悲剧意识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是随人类的发展而产生的。

当人类开始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具有了接受痛苦的能力，就具有了悲剧的前意识或者称为“前悲剧意识”。

乌纳穆偌说：“一个人越是拥有受苦、或者是接受苦痛的能力，他就越具有人——也就是神性的质性”。

[7]
二悲剧意识成熟阶段
《太阳照常升起》只是作者深思的开始，而《永别了，武器》却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永别了，武器》经过了三个阶段。

先是战争的无意义。

像所有誓为人类幸福而自愿参战的热血青年一样，弗里德里克·亨利中尉在血淋淋的战壕中没找到理想的立足点。

理想失落便进入第二阶段：只是机械地承担义务，受伤，养伤，返队，保卫自己。

最后，当他在大撤退中遇到意大利宪兵时，连这一简单义务也难以保持了。

“后来跳在河里，愤怒同义务都给河水洗得干干净净。

说起义务，从那宪兵一伸手来抓我的衣服时，就停止了。

”[8]亨利中尉在枪毙的前一刻跳河跑了，他进入第三阶段——接受爱的召唤。

但当时他也不清楚这另一世界原本也不存在。

当他和妻子在瑞士像亚当和夏娃那样欢度岁月时，乐园也会突然消失：凯瑟琳带着他俩的全部希望，在难产中永逝。

人生似乎正是这样：你在努力，总想走近目标，但目标又总在你快接近它时猛地消失。

一局接一局，你输得很惨。

你这血肉之躯在每次碰壁后总要留下伤痕。

亨利在短短的时间里便经受了三场嘲
弄：理想、义务、爱情。

命运之神所抛出的这三个美丽绣球，却一下接一下地把他砸进了苦难的深渊。

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当哈姆雷特从“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梦中醒来，站在平台上，面对黑暗喊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时，人类已对自己创建的秩序产生了怀疑。

哈姆雷特发现了邪恶，希望清除邪恶，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路，即梦醒以后无路可走。

那句哈姆雷特的经典内心台词“To be? Or not to be?”不正是“迷惘”的确切的表露吗?而真正的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是一场无意义的大屠杀，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毁灭了大量的物资。

送上战场的人就有七千多万，海明威也是其中的一个。

他和别的青年一样，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并想在战火中建立功勋，但战争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幅恐怖和残忍的景象，他自己也负了重伤。

从前建立的理想大厦，顷刻之间坍塌了，什么传统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全被战争的炮火摧毁，人的生命有了不同的意义。

新的信念在哪里?他苦闷、仿徨、迷惘。

这样，他把他个人的遭受真实地刻画在他的作品中，在诠释文本后，我们能形象地描绘海明威的性格；而读取他的经历，我们也能更加容易地解读文本中的主人公的性格，迷惘的让人手足无措的悲剧情节，无论是文本中的主人公，还是海明威本人，他们的悲剧都是战争留下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便是海明威的性格悲剧的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海明威的悲剧意识最初主要表现为对人类历史的感悟，但在《永别了，武器》中则更多地反映在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如果说《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常升起》弥漫着十分相似的悲哀情绪的话,亨利和凯瑟琳则是海明威全新的创造。

《太阳照常升起》描写的是参战年轻人在战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在战时都怀有巨大的热情，但亨利在战争之中就看清了它的荒谬，与杰克、科恩等人不同，由于时常处于紧迫的境地，亨利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主体意识。

这一人物刻画上的变化意味深长，说明海明威开始更多地关注在直面悲剧的时候人们应有的生活态度。

《永别了，武器》中这种悲剧情绪更加浓重注解了“迷惘的一代”的形成过程。

主人公亨利则成为海明威笔下最著名的“受伤的人”，而后得出结论：“战争就是芝加哥屠宰场”，“世界将毁灭所有的人”，“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我并不反对他们。

我己经与此无关。

我但愿他们福星高照。

有好心的人和勇敢的人，也有镇定自若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当之无愧。

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

但是，两部作品在整个悲观失望的气氛之下，己经隐隐透露出海明威后来的创作思想。

在前面提到的两部长篇小说中，海明威有一种失望后的执着。

《太阳照样升起》中，斗牛士罗梅罗在遭受拳击冠军科恩的15次重击之后依然倔强地站立起来，表现了一种失败后的尊严。

《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也在逃离战争、失去爱妻之后，依然表现了一种强压下的庄严。

这都是悲剧意识的具体表现。

三悲剧意识转变阶段
假如说《永别了，武器》代表了海明威第一个创作时期的思想，那么《丧钟为谁而鸣》就是他第二个创作时期思想转变的产物。

这个转变的契机是西班牙的内战，正是这场战争使海明威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并成为他这部伟大小说的背景。

他以往在作品中建立的“勇气法则”此时演绎为一种个人色彩十分浓厚的人
道主义精神，一种正义感和使命感。

法西斯军人叛乱作为恶势力对正义世界的扼杀激起了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职业作家的愤怒，海明威四次亲赴西班牙，不仅报道战况，而且与民主力量并肩作战，并几次为西班牙民主政府集资捐款。

但绝不可把海明威的行径看作是“红色的三十年”对他的必然影响，他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纷纭多变的社会在他心目中只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选择前者是他多年探索的结果。

尽管海明威选择的世界在较量中失败了，但他却在悲剧的深谷中抛出了他以前从未写过的英雄——罗伯特·乔丹，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为他的探索又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与《永别了，武器》中亨利·腓特力不同，《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已不再是“我厌倦了，我看透了”的迷惘者，而是一个有意志、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战士。

他也追求爱情，但爱情已不再是与战争对立的单纯的个人幸福；他把爱情与事业放在一起，认识到自己身上更崇高的职责。

因为乔丹知道，他从事的是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他在为人民而战。

“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己”，这就是他的信念。

牺牲之前他这样认识这场斗争的意义：“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

我们如果在这里取得胜利，那么在其他各个地方都能胜利。

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它而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世界啊。

”
引人注目的是，海明威对主人公乔丹的死描写得极为辉煌，大段的叙述铺陈，反复出现的心理描写以及详尽的背景烘托，你没法不感到一种壮烈激昂的情怀。

粗心的读者如果忽视了作家微妙的文字处理，或许还以为乔丹没有死去。

海明威的企图是很明显的，他想在生与死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让你在朦胧中得到一种感受：一个人肉体的死亡与精神的死亡是两码事。

作为个体的人终究不免一死，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间之维，与宇宙同在。

但隐藏在万事万物之后的生命力却是不朽的，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人类在整体上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绵绵无尽期。

马克思认为：“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人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二者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人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的存在物。

并且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必死的。

”[9]生命的不死鸟就这样一次次从灰烬中再生，从而不断地在自由阶梯上攀登，去向那无限的自由王国上升。

在尼采看来，悲剧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快感，就在于能使人透过悲剧人物的毁灭瞥见那历万劫而不灭的永恒生命力，永恒生命力按照“个体化原则”派生出各不相同的万事万物，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毁灭掉，宛如一个嬉戏的儿童，他垒起又推倒石堆，筑好又毁掉沙塔。

从弗里德里克·亨利到罗伯特·乔丹，这正是海明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思想演变的具体反映。

他们作为作者笔下战争小说的主人公，都分别参加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个人的幸福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最后又都是悲剧性的结局。

亨利的茫然不知去处的结局是一切个人主义者的“迷惘的一代”的精神悲剧，也是战争给他带来创伤的直接后果。

乔丹是大学教师，对于生活有自己的信念。

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援助那里的人民打败法西斯主义，实现他“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理想。

他也讨厌战争，但并不逃避战争，他的态度是积极地“为人类高尚的生存权利而战斗”。

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已溶化到集体社会之中，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他把爱情视作人生美好的象征，并怀着纯洁的意愿去追求它、享受它。

所以当他面临死神的最后时刻仍能镇静自若，虽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在砰砰地跳着”，但仍能手持武器瞄准敌人。

在乔丹身上，我们看到了海明威小说悲剧意识的逐渐成熟，这时期的悲剧意识不再是悲观伤世，而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虽死犹生的勇士精神。

四悲剧意识颠峰阶段
很难为海明威小说的悲剧意识的演化找出截然分明的阶段标志，但是《老人与海》作为他毕生探索的总结却是显而易见的。

《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是海明威“硬汉形象”的代表。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虽然没有死去，但是其85天的海上生活却是触目惊心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桑地亚哥老人是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驾着一艘小船出海的，在孤立无援的大海上，老人在风雨中漂泊了80多天依然一无所获，这就是命运的嘲弄。

但老人毫不气馁的坚持着，终于，他钓到了一条大鱼。

老人还没来得及高兴，这条比小船还要大的大鱼又将老人带到了死亡的边缘，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和大鱼搏斗。

再后来又为保护自己的猎物又与鲨鱼斗争，但最终还是只剩下一副鱼的骨架。

老人这才躺了下来，不是累的，而是松了一口气。

整个过程一直笼罩着人和自然生死抗争的氛围，残酷的外部环境使圣地亚哥老人处逆境而不气馁，英勇的进行反抗，坚强勇敢，刚毅正直的面对痛苦和不幸，承受命运的重压。

海明威没有赋予老人高尚的死，而是将其置于生存与死亡的对立之中，在人与自然界的无情殊死斗争中看到生存的艰辛，老人的一切不懈的抗争都是在为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生存。

人们处处在为幸福，为值得他们追求的生活而斗争。

他们不一定能够胜利，他们必须经历不幸和挫折。

但是正像这个老人一样，一个个有能力取得日常供给和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人，在遭到最严重的挫折之后是不会是失望的。

他不悲观失望，而是继续斗争。

海明威把人放到一个与死亡为邻的环境中，阐释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存。

这篇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小说把大千社会的不幸以及人们对待不幸的态度全部浓缩在桑地亚哥捕鱼的故事里。

它的悲剧意义并不在于老人为了捕获马林鱼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上，海明威所认定的是，强者对于命运的抗争乃是亘古以来最具永恒意义的悲剧。

“一个人能够被毁灭掉，但却打不败”[10]，海明威在作品中说出的这句名言从反面证实了人类所必须承担的悲剧角色。

小说以大海为背景，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

这里没有硝烟，没有喧闹，没有年轻的躁动和激情，只有一位年迈的渔夫孤独地试图实现自己的收获之梦。

然而，悲剧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悄悄地演绎着。

桑提亚哥敬畏自然，希望并且感到自己可以和自然融为一体，他与马林鱼及鲨鱼的殊死较量起因于人类的本能需要，但即便这个基本的愿望也归于破灭。

在这里,海明威淡化背景，超越时空限制，以一种近乎无声无息的方式，高度抽象地揭示了人类不可抗拒的悲剧性结局。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比勒评价说：“他只写一个主题：在一个失去所有价值，只剩下强烈情感的世界上人类会如何面对死亡。

”[11]
尼采认为生命的永恒是建立在个体毁灭之上的。

现象界里万物变迁，生老病死，一切都被创造出来，又不可抗拒地被毁灭掉，在这不断的创造与毁灭过程之下，潜伏着的却是永恒的生命之流。

众多的个体生命毁灭了，隐藏在他们背后的生命力却是不朽的。

《老人与海》中所表达的主题：一个人能够被毁灭掉，但却打不败。

这就是悲剧意识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从对悲剧的宿命式的接受，到对悲剧的自觉规避，到对悲剧的积极抗争，海明威小说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

《太阳照常升起》弥漫了迷惘、颓废、无奈的气息，《永别了，武器》充满了对爱情、生命的向往和对战争的诅咒，《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则讴歌了乔丹和桑提亚哥不畏苦难的悲剧英雄的高尚情操。

参考文献：
[1] [2]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
[3]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1～12．
[4]斯马特．悲剧[A]．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6．
[5]阿·尼柯尔．悲剧意识是悲剧的灵魂[A]．胡明伟．语言文学论丛[C]．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
[6]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7]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8]海明威．永别，武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52．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6．
[10]海明威. 老人与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2．
[11]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