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的制约因素

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的制约因素

1、法律约束

我国与防洪有关的法律，包括《水法》和《防洪法》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当地政府制定包括非工程防洪措施规划在内的防洪规划，由于法律对当地政府如何参与规划没有明确的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防洪规划的地理范围基本上只能囿于河道、湖泊和蓄滞洪区，对于广大的受洪涝灾害威胁的地区，受现行法律的制约或缺乏相应的可操作的法规，推行协调人与洪水的关系、规范兼顾洪水灾害风险的开发方式条件尚不成熟。

2、社会约束

经过长期的开发，我国江河流域受洪水威胁的阶地和洪泛平原都已成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受人口因素的制约，灾后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势不可免，给洪水以回旋余地和退田还湖等永久性避开洪水的措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既减轻洪水灾害又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将日益深刻地制约着洪水管理方式的形成。这种约束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于生命的价值、生态的价值、库区居民对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区域公平性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有相当大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中寻求协调和平衡，是非工程的洪管理的任务之一。

当洪水管理的对象延伸到人的行为、影响到社会系统时，其效果变得尤其难以预测。有研究认为，12~24小时提前量的洪水警报可以使居民的损失减少1/5~1/3，益本比为3. 1~7.5，但这建立在居民积极和正确响应的基础上，没有前期的对当地居民行为的研究、组织、宣传和演习等大量的准备工作，上述效果是难以达成的。当洪水管理措施触及被管理者利益、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时，更需谨慎。社会系统对一些管理措施的响应往往出乎"好心"的管理者的预料之外。美国1968年生效的洪水保险计划，在1973年强制性条款生效前，社会对其反应极为冷淡，淮河行洪区和黄河滩区的移民又陆续返回原地等问题，一再表明洪水管理政策应适应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及时针对社会系统的反应做出调整。

3、经济约束

效率是公共政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的无效率或失灵而产生了公共政策。确定防洪工程措施的效率相对而言是容易的，尽管由于洪水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影响，有时会有相当大的出入。但对于非工程措施，因需要干预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反应又往往难以预测，使得其效率的确定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限制洪水风险区、蓄滞洪区的开发、退田还湖、洪水保险等政策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可行，到目前尚无定论。

4、行政约束

所有的洪水管理措施都是在一定的行政机制下实施的，都将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特性、构成、素质、权限和财力等因素的约束。几十年来，我国的水行政管理部门所形成的是一整套基于工程的防洪理念，防洪方针不外是"上蓄、下排、两岸分滞"，以构造水库、堤防、分洪道、蓄滞洪区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为己任。国家的投入机制也促进了"工程水利"的格局的形成："非工程"的洪水管理措施难以获得稳定的、充足的资金保障。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各级水行政管理部门具备洪水综合管理技能的人员匮乏，洪水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薄弱，形成了洪水管理的行政上的"瓶颈"。

法律授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也限制了综合洪水管理机制的形成，在19 80年代已有人提出我国洪水管理应由河道向洪泛平原延伸，受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制约，至今，洪泛平原的洪水管理政策仍在探讨阶段。

为推行洪泛区管理和洪水保险等非工程措施，美国在制定了国家洪泛区综合管理计划、洪水保险法和联邦洪水保险计划后，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非工程的防洪措施的管理，使非工程措施的实施有了行政管理上的保证。

5、我国非工程措施建设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系统的非工程措施规划，现有的非工程措施相对零散，主要属于辅助工程措施发挥效益的范畴，例如洪水预报、天气形势判断、防洪调度、防汛会商等。

我国蓄滞洪区基本上都准备有分洪时的应急避洪方案，但即使是我国安全建设最完善的荆江分洪区，居民对分洪洪水情况基本上不了解，在1998年为准备分洪而组织的转移中出现相当程度的混乱和治安问题，其他蓄滞洪区可想而知。由此说明我们对公众防洪行为的认识以及防洪知识的宣传远未达到使非工程措施发挥其应有功效的水平。

规范洪水风险区开发行为的办法在我国也有零星实例，例如1998年长江上游洪水后，重庆市沿江划定了三条开发限制线等，但在广大的洪泛平原考虑洪水风险的土地开发利用规范尚属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