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 论文

稻作东传与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的稻作农业最早发现在九州地区，1917年中山平次郎教授就在福冈县八女郡发现弥生时期的稻米；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只知道弥生文化有稻米。弥生时代是日本的整个历史文化产生质变的決定性时期，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稻作文化的传入。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这批稻作民来自朝鮮半岛。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性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加以探讨，证明了这批稻作是从中国吴越地区，经由朝鲜半岛移民至日本。

70年代以后，福冈县的板付、石岐曲田遗址，佐贺县的菜畑、有田遗址开始发现了属于绳纹文化后期或晚期的稻作遗存，在板付和菜畑二点甚至还发现了绳纹文化晚期的水田遗迹，水田中还有大量木制的农具和各种石刀。据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出土稻米的碳十四年代，稻作最迟出现在日本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280年，即绳纹文化的后期或晚期。绳纹时代晚于“无(先)土器时代”，即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而早于“弥生时代”，属史前社会，年代上限距今约1～1．2万年；下限各地不同，大体公元前3世纪前后。

最近，由于水稻植硅石鉴定方法的运用，日本稻作的起始时间有了新的动态。1994年，在称为“中国地方”的冈山县真庭郡南沟手绳纹文化中期的遗址陶片中找到了稻叶的植硅石，据称其年代要比上述地点早出约1500年。不过，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从目前已有的线索来看，日本稻作的发展有一个由南向北不断推移的过程。早期即绳纹文化晚期的稻作地点大部集中在九州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方”等；到弥生文化的前期已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重要的地点有福冈县的板付遗址、静冈县的登吕遗址、兵库县的田能遗址、宫城县的枬形贝冢遗址等。弥生时代最北端的稻作遗址是1981年在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发现的，还有水田遗迹，绝对年代距今1800年，属当地弥生文化的中期。比青森更北的北海道地区，稻作就更晚得多了，充其量距今只有300年历史。

日本发现的早期稻作类型皆属粳稻，对其种植方式，有些学者认为“最先传到日本的稻是在绳纹时代作为先遣队而来的陆稻，而后，在弥生时代即将到来时，作为后援队，水稻也传到了日本”。

关于稻作东传的时间与路线有很多说法，分别介绍如下：

（a）李进熙‧姜在产《日朝交流史》

1、长江下游→台湾→冲绳诸岛北上。但战后在南方各岛及南九州作调查並未发现初期的稻作遗迹。

2、长江下游→东海→北九州。因海流、风向的关系，当时橫越东海不可能。若直接传入北九州，应属印度型稻种，但板付遗迹的稻種属老型。

3、江南北上→渤海湾→朝鮮半岛南下传入。但中途必須经过的辽河下游並沒有稻作遗迹。

4、江南→山东半岛北上→在辽东半岛或朝鮮半岛黄海道的梦金浦海岸上路→再由朝鮮半岛南下传入。

（b）蔡风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

1、华北→东北→朝鮮半岛→日本九州

2、江南→同时传到朝鮮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

3、华南→冲绳群岛→九州

4、山东省南部→长江入海口→九州

5、江南地区→九州地区

6、江南地区→山东→辽东半岛→朝鮮半岛→日本九州

上述说法不尽相同，但可确定的是日本稻作是由大陆传入的。今天对稻作的传播途径，较普遍的看法是，印度→中国南部→中部→朝鮮半岛南部→北九州。稻米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而是多次、通过多条渠道完成的。

由于三面或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隔离，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任何野生稻痕迹；即使所有已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也年代晚近，因而没有显示出任何独立起源的蛛丝马迹。正因此，整个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基本形成了那里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主要是从中国大陆传进去的共识。

不过，时代不同，关于稻作传人的时间与线路的假设和推论也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稻作的最早起源地定在印度，或那些地形复杂，稻种间品种繁多的地区，故稻作的东传一是线路很长，二是过程复杂；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先生的学说就是一例。他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东部的

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尔后在发展中有一支沿扬子江抵达中国东部的长江下游，或者另一支从云南直接向东沿西江，走华南；最后都浮海再传日本。

此后，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稻作起源与发展中独立地位的获得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人们又纷纷把稻作东传的出发点移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并开始大量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他们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隆康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

稻作的传播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潮流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稻作不断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不断推动当地农业结构与生活方式逐渐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对此，必须寻找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接点，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设想或归结为某种因素或某些个人的偶尔为之，或短期的激进与盲动。偶然必须与必然融合在一起才会显出其作用和意义；否则，既不可能持久，也没有生命力。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东传的稻作在我国汉代以前走“北线”的大前提下，最可能的是取道山东和辽宁。

在这里，人类群体向东部海洋地区的扩展与日本弥生时代稻作的放量发达，无论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致与吻合的，显示中国北方新石器和夏商以后新一波对海东的影响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

参考文献：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日]佐藤洋一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韩康信、袁靖《日本人起源新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