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

文化与学术从来都是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代有一代之主题。自清代末年，西学东渐、中西融合，成了那一时代的中国文化主题，如这一时期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吴宓，倡导“文学界革命”的梁启超，均是把中华之学术与世界之广泛文艺相结合，用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对文学的研究，王国维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他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他研究文字学，金石学，音韵学，到后期对于甲骨文、钟鼎文寻求古代史资料，第二个时期：对于西方美学的接受，把中国的古代文学与康德、叔本华美学哲学思想相联系。这一时期王国维的几种重要思想如悲剧说、喜剧说、形式论和境界说都是在继承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得来的，以西方和中国的美学思想为指导，思辨与考据并用，进行文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是王国维从事西方文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我国传统文学批评大多采用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方式，语言表达简洁，偏重于直觉和经验，注重考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首部将西方哲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立足点的文学批评，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与传统文论审美鉴赏理论相结合。王国维把学术本身作为目的，借用西方的理论整理研究中国文学隐隐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学术体系。

王国维认为外来思想有助于促进学术发展。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再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借用西方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诗学、词学、小说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学术方法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继“索引”“繁琐”“考证”等方法后提出的又一全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用西方美学的理论阐释《红楼梦》，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研究红楼梦在《静安文集自序》，他打破了传统的索引派观点，认为文艺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自然人生，绝非某写特定历史人物的实录，叔本华说过“在同一个个体中，同时再现个人的特征，与族类的特征。小说与戏剧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在文艺作品中，个人也总是属于人类的，另一方面个人在人类中显露自己。”王国维据此反对把红楼梦作为考据之学，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

纵观此书者之说：约有两种，一为述他人之事，一为作者自写其生平也，并驳斥这两中说法：“苟以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会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至谓《红楼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的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之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比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王国维主张采用叔本华悲剧美学来研究文学，借助叔本华悲剧理论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叔本华认为悲剧分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

种，由于运命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

根据叔本华悲剧分类，第一种，有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心者，第二种，由于运命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任务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第三种，而第三种悲剧较前两种更高。“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他用“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观之世界性视野来分析《红楼梦》，并具体结合宝黛悲剧的分析，认为《红楼梦》毫无疑问属于“悲剧中之悲剧”：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嬨，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俱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也，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叔本华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通过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突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局限。在文章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悲剧美学”为美学建构的思辨基点。在1905年写的《静庵文集自序》中就曾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己提出绝大之疑问”。有层次、有组织地论述了《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之价值等，这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考证的批评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无疑具有开创之功。《红楼梦评论》是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实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

王国维在另一部著作《人间词话》中也以西方美学为立足点来中国词话，其一开始即提出核心概念“境界”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然后逐层深入，阐释“境界”概念，逐渐区分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举例说明何为“境界”，他还以时代为序对历代的名家作品进行评论，最后王国维对诗词的风格体式流变线索作了寻理，也论及文学发展规律和诗词创作的某

些具体问题。这己超越传统话语形式的随意、散漫式的评点方式，而融入了西方式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系统的内在架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开门见山地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直接把“境界”这个范畴作为诗词批评与创作的最高原则和最高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困在第九则中，王国维说:“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之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这里，他把“境界”放在“兴趣”、“神韵”等古典美学系列性审美范畴中，再加上西方美学的理解与体悟，认为境界就是“探其本”。由此，王国维明确肯定“境界”这个概念在艺术美中的本体地位。在“删十三则”中，他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而且，他还运用西方主客二分的方法来认识这个本体，他把意境分为“意”与“境”两个原质，认为这是“情景关系”在“意境”中的进一步阐发与突破。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己。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即是一种“物我无间”、“与天冥合，的状态。王国维举画竹为例说:“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是以君子取焉。……善画竹者亦然。彼独有见放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龄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以我寄托于物，将审美主体能动地与审美客体化而为一，即我与物“相契于意”。而且，王国维发端于“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是以饱含真切的人生体验为先决条件。他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但这种人生体验决不局限于一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之莫基己的身世之感，而是要透过有限的生命时空来寻求更为普遍的人生内涵，在审美的自我观照中实现自我超越，进入人生的理想境界。其核心是通过审美静观所达到的超然的审美心境，一种由终极关怀引导的终极体验。这种境界就是人生的解脱，也就是最终克服了“欲之我”，而达到“物我合一”，完全自由、纯美的终极之境，即是“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的审美状态。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进一步探讨了人生与“境界”的关系，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由此，王国维借用叔本华悲剧美学思想谈论人生之苦解脱，解释中国诗词，是王国维运用西方美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