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遗产考古

中国西南地区地处高原地区和高原前沿，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崎岖，河流众多，交通困难，古代中央王朝难以立即设立建置城市、派驻官员实施直接管理，往往采用委托当地土著首领及其子孙代理中央王朝实施治权的方式，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并存、直接统治为主而间接统治为辅的独特的政治制度架构。

这种古代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制度，学术界将其总结为“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对边境少数民族大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其特征是“世袭其官、世长其民、世领其地”。

土司制度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魏晋至两宋时期，这个时期中央王朝与实施地方自治的地方势力，其相互关系还缺乏制度性的规范，故这一时期被简称为“羁縻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元至清时期，这个时期中央王朝对实施自治地方势力的权力赋予和实施有固定的程序和要求，其相互关系已经制度化，“土司”之名出现于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土司制度是指这一时期，故这一时期也被称作“土司时期”。

由于羁縻时期的土官尽管没有土司之名，却已经具有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故也可以将这两个时期的土官泛称为“土司”。

西南地区是中国最早形成羁縻/土司制度地区，最早的制度雏形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的蜀国治理南中的政策，从那以后，土司在西南地区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代以前历史文献中有关西南地区的信息，大都是西南土司与中央王朝发生联系的记载，离开了以土司为中心的政治舞台，西南地区的历史主线就难以书写。

魏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土司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不少土司世代沿袭达数百年之久，积攒了相当坚实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中修筑了规模宏阔的城邑和城堡，兴建了奢华富丽的衙署和官寨，营造了壮观气派的墓园和墓葬，此外还有遍布其管辖区域的庄园、营盘和关隘。

由于土司治下的区域历史往往缺乏自己的文献记载，如果不是发生土司到朝廷上贡的例行往来或朝廷力量强力介入土司管辖地区的重大事件，中央王朝的有关土司的资料。

“改土归流”以后，先前土司管辖区域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土司这个传承主体，不少历史和文化信息也已随风飘逝，历史上著名的一些土司文化实物，如四川石柱宣慰司衙门等，今天已不复存在。

因此，保留至今的土司物质遗存，如城址、堡垒、官寨、衙署、祠庙、墓葬、关隘、石刻等，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羁縻/土司时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这一地区这一时期历史的实物见证。

中国羁縻/土司制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萌生，隋唐两宋时期的发展，元明时期的鼎盛，至清代开始走向衰落。

西南地区既是完整地经历了中国土司发展全过程的地区，又是土司数量最多和体系最完备的地区，迄今保留的土司遗存也最为丰富。

长期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的龚荫先生，全面收集了全国十四省区历代土司的资料，得“全国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两万余人，分布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南山岳地带，西北边陲要冲和东北边缘地区”（龚荫著《中国土司制度史》）。

这四大地区十四省区，实际上中南山岳地区不过是西南云贵高原的外缘，西北除河西走廊地区外也都处在青藏高原东缘，与西南云贵高原北缘紧密相连。

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这些土司，主要都位于贵州高原、云南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缘，也就是地形破碎、交通不便之地，历史上的一些势力颇大的土司，如明代的“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前者分布于贵州高原南缘，后者分布于贵州高原北缘；而云南高原南缘一带，历史上也是多个重要土司的分布地区。

即将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土司遗产”，就位于贵州高原东北边缘地带。

贵州高原东缘和北缘，历史上分布着众多土司。

就明清宣慰使司的设置来说，这一地区从西向东散布着播州宣慰司（治所贵州遵义市城关）、思州宣慰司（治所贵州岑巩县）、思南宣慰司（治所贵州思南县）、石柱宣慰司（治所重庆石柱县）、施南宣慰司（治所湖北恩施县）、唐崖宣慰司（治所湖北咸丰县西北）、沙溪宣慰司（治所湖北利川县西北）、容美宣慰司（治所湖北鹤峰县容美镇）、保靖军民宣慰司（治所湖南保靖县迁陵镇）、桑植宣慰司（治所湖南
桑植县西美坪峒）、永顺军民宣慰司（治所湖南永顺县东南）。

在这些土司中，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有播州杨氏土司、石柱马氏土司、保靖彭氏土司和永顺彭氏土司。

播州杨氏土司在宋蒙（元）战争对宋廷四川战区贡献甚大，以至于归顺元朝后仍被册封为沿边安抚使之职，明代晚期的“平播之役”也对明朝晚期的财政危机和最后灭亡有直接的影响。

石柱马氏土司在平播之役、赴辽抗金、明清之际保境安民中均颇有作为，尤其是围绕着女土司秦良玉发生的历史事件，已为众口传诵，影响深远。

保靖和永顺彭姓土司在唐末五代开辟疆土，明代后期奉调东南平倭，也有“东南第一功”的美誉。

这次提名为世界遗产的土司遗址，除了遗存大多已被破坏的石柱土司和保靖土司外，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城遗址和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涵盖了贵州高原边缘历史上有影响土司遗存，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三处土司遗址既分别是永顺彭氏、唐崖覃氏和播州杨氏土司历史的实物记录，是中国西南地区土司治城遗址的典型代表，更是古代中国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文化交流的物质遗留，是中国古代从羁縻到土司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

老司城遗址是永顺宣慰司彭氏土司主要治所之一，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彭氏将治城迁于灵溪福石城即今老司城后，至清雍正二年（1724年）迁司治于颗砂城前，老司城作为永顺彭氏的治所历经宋、元、明、清诸朝，长达589年。

遗址包括中心城址和外围遗址两部分。

中心城址前有灵溪河为湟濠，后有四面山脊为屏障，城内沿河而下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居民区、教育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这些区域既相对独立，又通过街巷、道路和河流彼此串联、随形就势，构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色宜人的山地城市。

城址中的彭氏宗祠、玉皇阁、文昌阁、子孙永享牌坊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古城墙、古街道、排水沟渠、土司墓葬群等仍然可见。

外围遗址主要以城址为中心沿灵溪河分布，主要有休闲遗址、军事遗址、宗教建筑和宗教遗址，以及连接着这些遗址的古道路。

休闲遗址有碧花山庄、钓鱼石台、石刻题记等；军事遗址有钦监湾遗址、查老院遗址、谢圃公署等；宗教建筑有祖师殿和玉皇阁，宗教遗址有观音阁和八大神庙等。

老司城遗址展现了明清时期因土司制度的施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在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和艺术创作方面汉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相互作用，是中国西南山水城市的优秀范例。

唐崖城遗址是唐崖安抚司覃氏土司的司城遗址，自从元至正六年（1346年）覃氏授命为安抚司，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沦为庶民止，唐崖土司历经18代460余年。

城址西面倚靠玄武山，东临唐崖河，东西长1200而南北窄，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

地势西高东低，城中间依地势的一条南北向的街道（上街、中街、下街及小街）将城址划分为东西两区。

城有外城和内城两重：内城中心是衙署所在，其余部分分别有宗庙祭祀区、居民住宅区和土司墓葬区等；外城则主要是营房和教场坝等。

城内功能分区比较明显，街巷纵横，既构成完备的交通网络，也是城内各区和各个院落的边界标志，素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之说。

唐崖土司遗址在废弃后，城墙虽受到破坏，但城垣基础尚存，轮廓可以辨识，地面尚存明代石坊与俗称“皇坟”的土司墓等。

唐崖土司遗址在选址、规划、营造技艺上均体现了充分利用地形地貌的空间特征，也是中国西南土司城市和建筑的重要代表。

遵义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遵义市汇川区白沙村的龙岩山上，是宋、元、明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

海龙屯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南宋末期为抵御蒙古军队入侵而开展的修筑山城的运动，明代晚期为抗拒明王朝继续增建和扩建，形成了完善的防御体系。

城址本身可分为内外二城，内城构筑于山顶，利用山峰顶上周围的天然陡坡和悬崖，加筑石构城墙而成。

城前有飞龙、飞虎、朝天三关门，后有万安、西关、后关三关门，城内有新老衙署、住宅、库房、兵营等设施。

外城是从内城墙延伸至山前的一道基本围合的石构城墙，外城墙的东西两侧依据地形地貌建有铜柱和铁柱二关门，外城与内城之间的飞虎关及关前的三十六步天梯尤其险绝。

海龙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毁于明王朝的平播战争中，但其城址的空间布局尚保存完整，城内部分建筑遗迹还耸立地表，作为区域统治中心和军事防御体系
的各项要素基本保存，能充分展现其军事攻防体系的特色。

海龙屯是突出军事防御功能并兼具区域政治功能的山地城市，具有中国西南地区土司治所遗址的特质，是中国古代山城防御体系的杰出典范，见证了南宋抗蒙战争与明末平播之役，同时见证了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全过程。

以上三处“土司”遗址，为了配合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湖南、湖北和贵州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田野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室内整理和研究阶段。

新的考古资料，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理解这些土司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

我这些年因在贵州从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缘故，曾多次登上遵义海龙囤遗址，深知该遗址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址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海龙囤遗址被列入2012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以后，我应邀担任海龙囤与播州土司遗址考古工作的学术顾问，当时就力主尽快开展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和海龙囤遗址的考古工作。

在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调查、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勘察和海龙囤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始终关注调查、发掘和研究的进展。

当海龙囤遗址和新蒲村遗址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时，我向主持该项考古发掘工作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建议，先撰写一组文章，将已经结束田野工作的遗址和墓地的主要收获、初步认识和保护设想告诉学术界，从而推进正在开展的中国土司遗址“申遗”工作。

我的建议得到了周必素所长的赞同，于是有《南方文物》“中国土司遗产考古”专栏的开辟。

本专栏收录有遵义播州土司遗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五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组，一组讨论播州土司具有治城性质的海龙囤遗址的布局问题，一组讨论播州杨氏土司重要墓地之一的新蒲村墓地的考古新发现、新认识以及抢救保护问题。

在前一组文章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李飞的《考古学视阈下的土司遗产》，该文基于最新考古材料，对播州土司遗产的核心，也就是这次提名世界遗产的海龙囤遗址作了全面的分析。

作者正确地指出，从考古学视角认识海龙囤遗址就是“厘清各类遗存的时空分布，通过格局来把握土司制度”；并认为海龙囤遗址“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城，古代城市廓、核、轴、架、群诸要素在海龙囤上均有充分体现”。

所谓“廓”，也就是海龙囤的城墙、关隘、瓮城和敌台；所谓“核”，也就是海龙囤城址中被称作“新王宫”和“老王宫”的两处衙院；所谓“轴”，作者认为就是衙院轴向及其反映的山水格局；所谓“架”，类似我们常税的“搭架子”的架，也就是城址的道路网络；所谓“群”，按照作者的意见，就是海龙囤遗址内的军营、粮仓、玉皇阁、窑场、采石场、水源地等功能单元。

作者所依据的考古材料是最新发现的材料，对照《考古》2013年第7期发表简报与本文的遗址全图，就不难发现，后者比前者多出了不少细节，如囤前铜柱关旁、囤后二道关一侧和万安关两侧多出了角台，囤内“老王宫”遗址部分建筑基址得到确认，军营、采石场、水井、窑场等遗迹，都是新调查和发掘出的遗迹。

论文作者对城址布局诸要素的理解，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中提到的边界、节点、路径、区域等城市结构要素类似，首先是将海龙囤遗址视为一座城址，继而从城市要素的视角来分析这座城市的结构和特点，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可行的，尽管将城内不同的功能区域用“群”的概念来分析，似乎不那么妥帖。

笔者的《遵义海龙囤遗址初论》一文，也将海龙囤遗址看作一座具有司治性质的城址，将其定位为兼有战时防御核心和夏季杨氏治城双重作用的重要城邑，城邑建于山顶，山前和山后修建有多重防御关隘，其中前山诸关的“朝天关”是海龙囤的正门，左右的“飞龙关”和“飞虎关”则是正门前的两翼；后山的三重关城，与同时期的重庆奉节县白帝城的后关城，具有同样的设计原理。

囤内的“新衙院”布局是播州司城衙署的简化版，兼具中国传统观衙署和土司衙署两者的布局特点。

海龙囤旁的养马城遗址保留了较多早于海龙囤的遗存，该城在海龙囤兴建后与之长期并存，且具有近似的地位和性质。

这些认识，与李飞等先生观点有所不同的主要在衙院部分建筑群功能的判断上，其余观点大多与李飞等先生的观点可以相互
证明和补充。

中国西南土司遗址是土司司治的城址，这些城址有何特点和价值，这需要通过与其他地区城址的比较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崔镐?t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韩国籍博士生，我委托她收集高句丽山城的材料，尤其是朝鲜和韩国相关材料，撰写一篇土司城址与高句丽城址比较的文章，本专栏崔镐?t的《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的初步比较》一文，就是她交给我的“命题作文”。

由于时间仓促和资料的限制（主要是土司山城遗址发表资料有限），她只能主要就目前相当有限的土司山城所反映的山城类型，与基于大量案例的高句丽山城的类型进行比较。

即便如此，通过比较所得到的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皆有山坡、山顶、包谷三种基本类型，并存在着山城类型选择、内部结构、城市景观诸方面差异的结论，也还是颇有意义，可以部分弥补现阶段土司遗址比较研究的不足。

如果说海龙囤是播州杨氏土司生前活动的治城，那么遵义已经发现的四处播州杨氏墓地就是播州土官或土司死后的栖身之地，这些播州杨氏的墓地在“平播之役”后遭到有意的破坏，但墓地、墓室及墓葬的一些要素还基本保存。

在这些播州杨氏墓地中，刚刚抢救性发掘的新蒲村墓地是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新资料，居然能够有一座南宋晚期的播州土司夫妇的墓葬，能够逃过明末官方的刻意破坏和现代盗墓者筛选而保留下来。

周必素和彭万的《遵义新蒲村杨氏“土司”墓地》一文，就是对新蒲村杨氏墓地考古发掘收获的初步报导。

作者认为，新蒲村杨氏墓地的考古收获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新确认了两组“土司”夫妇墓，使得该墓地的“土司”墓葬达到了三组，纠正了过去将明初的杨铿夫妇墓判断为宋墓的错误；其次是首次完整地揭示了一处杨氏“土司”墓地，发现了两个时期的墓园围墙及其相关建筑遗迹，对于全面认识杨氏“土司”的墓地和墓葬制度很有帮助；其三是首次发现并发掘了一组未被盗掘的杨氏“土司”墓葬――南宋末年的杨铿夫妇墓，该组的独特的墓葬形制和丰富的金银随葬品，丰富了土司遗产、西南考古和宋元明考古的材料。

这些新资料和新认识，无疑会推动播州土司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深入。

由于新蒲村墓地的考古发掘是在遵义中桥水库已经建成并即将蓄水的背景下开展的，考古工作开始前夕就已经考虑到其中两座墓葬的保护问题，最初的方案是考古发掘后，将两组已知的土司墓葬搬迁至水库最高蓄水位以上，就地后靠搬迁复原。

由于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墓地的墓园遗迹被揭露出来，并新发现了一组未被盗掘的播州杨氏土官墓葬，原先的搬迁复原方案需要作较大的修改补充。

在贵州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一道，组成了保护方案编制小组，夜以继日地更新保护方案，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专家评审并在中桥水库高水位蓄水前予以实施。

朱伟《维护文物的历史空间信息――遵义新浦播州杨氏土司墓群保护对策述略》一文，基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总体方案”，在解说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对策及其形成过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以“杨烈墓原地抬升”为核心的墓群保护与展示构想，总结并阐释了“维护文物的历史空间信息”这一保护对策的核心理念。

以上，我简要概述了中国西南土司遗产的背景、三处提名世界遗产土司遗址概况、五篇播州杨氏土司遗产考古和保护研究论文的要点，希望能够对大家阅读这些文章有所帮助。

今后，我希望能够继续汇集贵州、湖南和湖北土司遗产的新资料和新收获，以不断推进西南土司遗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