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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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材料

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材料十分丰富,可以利用来进行音类分析的语料主要有韵书、反切和直音、早期韵图、韵文、异文别字等,可以利用来进行音值构拟的语料主要有译音和现代汉语方言等。我们使用的研究材料主要是以下几种。

一、《切韵》系韵书

《切韵》系韵书是最重要的汉语语音史语料,很多学者在《切韵》音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清代陈澧的《切韵考》(1879)和梁僧宝的《四声韵谱》(1890)、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李荣的《切韵音系》(1956)、张琨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切韵考》发明反切系联法考订音类;《四声韵谱》用韵图的形式列出同音字表:《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构拟音值:《切韵音系》运用音位学方法研究了更接近《切韵》的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将《切韵》作为综合音系来进行研究。

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要再一次对《切韵》音系展开讨论,是基于以下一些认识:

(一)《切韵》系韵书的自足性

作为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乃至整个汉语语音史的语料,《切韵》系韵书具有自足性。《切韵》音系是一种自足的系统,它不需要依赖其他材料,就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语音系统。

隋唐五代韵书的编撰体例,是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卷内的字声调都相同;四声之下再各分若干韵,同韵的字可以互相押韵,声调、韵腹和韵尾都相同;韵的下面,再分成若干小韵,一个小韵就是一个同音字组,同一个小韵的字声调、声母、韵母都相同。一般说来,韵、小韵和韵母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声母 介音 韵腹 韵尾 声调

小韵

这种结构,反映了声调系统和韵系统,利用韵书,可以了解一个汉字是什么声调,属于哪一个韵。再利用韵书中的反切,可以进一步得出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切韵》系韵书在每一个小韵的首字下面,都采用反切注音,反切的上下字分别代表声母和韵母,我们可以利用清代学者陈澧创立的“反切系联法”,从反切系统中分析出声类系统和韵类系统,并进一步归纳出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

声母 介音 韵腹 韵尾 声调

小韵(反切)

反切上字反切下字

声类韵类

声母韵母

韵书编撰的目的,本来是为文士写作韵文检字押韵,但是《切韵》系韵书收字并不是只录诗文常用韵字,而是广为搜寻,递加增补,数量在12000至25000左右,其中有不少在诗文实际写作中极少入韵甚至从不入韵的冷僻字。从这个角度看,《切韵》系韵书实际上是一种将汉字按声、韵、调关系组织起来的字典。

因此,仅仅使用《切韵》系韵书本身,就可以归纳出一个完整无缺的语音系统,并将汉字的大多数纳入这个系统中,确定每个汉字的音韵地位。这是其他语料所无法比拟的。这种语料的自足性使得《切韵》音系成为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座标,研究其他的语料,研究其他时期语料,都必须以《切韵》音系作为参照物,才能得到明晰的结论。

因此,《切韵》系韵书是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最重要的语料,《切韵》系韵书的讨论是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最基础的研究。

(二)《切韵》系韵书的权威性

《切韵》音系代表着隋唐五代时期的读书音,是当时的通语。

汉语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转移。1从先秦直到两汉,华夏和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基础在黄河流域。晋永嘉之乱,士冠南渡,都于建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河洛音也随着南传,称为“洛生咏”。《世说新语·雅量》:“桓公(温)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又《南齐书·张融传》:“广越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在危难的时候,谢、张“作洛生咏”,是为了故作闲适超脱的姿态,是在表演。前事发生在东晋简文帝晏驾之时,为咸安二年(372);张融之事,据《南齐书》是发生在南朝宋孝武帝起新安寺时,为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可见“洛生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并不是通常的交际语言。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说:“(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又《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这说明当时“洛生咏”虽然为士族名流推重,但还是一种外来的方音,在说话轻软媚好的南方人听起来,“重浊”而不入耳。

此后,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到了南北朝末期,“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2,可见当时已经存在南北两种通语系统。3北朝通语以洛阳话为标准,是口语;南朝通语以健康话为标准,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读书音。

陆法言《切韵序》谈到长安论韵时说:“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4可见八位音韵学家做的工作是先辨析审定“古今南北”之“是非通塞”,然后以“是、通”为“精切”予以“捃选”,以“非、塞”为“疏缓”予以“除削”。讨论如有分歧,颜、萧加以定夺。颜是指颜之推,他审音的方法和取舍的标准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唯金陵与洛下耳。”5所谓“参校方俗”,即“论南北是非”;“考核古今”,即论“古今通塞”。“折衷”并非杂糅,而是有所“捃选”、“除削”,“搉量”而后“决定”。其标准虽是“帝王都邑”,但他们论韵是在首都长安,取韵却仍然是洛阳和金陵音。 “方俗”之“是”,指的是南方“冠冕君子”之“优”,北方“闾里小人”之“愈”;“古今”之“塞”,指的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切韵》作者的心目中,有一套兼南“优”北“愈”,未经“吴越”、“夷虏”“染”“杂”之前的“古”之“通”语。这套语音系统,应该是由知识分子世代传习而保留,实际上是一种兼顾南北通语的读书音系统。6。这一种兼顾南北古今的传统,此后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切韵序》里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原来被认为是“重浊”的“老

1 见尉迟治平《时有古今音有转移——论汉语标准语的历史演变》(2000)。

2 见《颜氏家训·音辞篇》。

3 参见鲁国尧《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992),又《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994)。

4 序文据《切二》(S2055)。

5 见《颜氏家训·音辞篇》。

6 见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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