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龚缨晏--《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国家，因为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最早是被英帝国的大炮轰开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屈辱、最为苦难、最为悲壮的一页首先是被英国殖民者掀动的。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最先进的代表人物魏源在他的那部放眼看世界的名著中写道，认识欧洲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英国：“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详”①

“化外蛮夷”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整个社会发生巨变。在海外，英国继打败荷兰后，又通过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打败了法国，从而成为西方最大的殖民强国。1792年，英国国王派出了一个包括水手在内约700

人的庞大使团，以给中国皇帝祝寿为名出使中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获取商业与外交利益，使团的首领是马戛尔尼勋爵。

就在马戛尔尼来华不久前的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这部一统志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上因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的大国是两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根本没有提到英国的名字，可见清朝政府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简直一无所知。这部一统志甚至连当时中国人自己所总结出来的较为先进的世界地理知识（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都没有加以吸收，所以书中有许多错误的说法，例如说荷兰“在西南海中”、佛郎机（葡萄牙）“在西南海中，……奉佛教”，等等①。当时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①当清政府在1792年10月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巴林通报马戛尔尼使团即将来华的信件后，即让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翻译，通过传教士的翻译而弄清了“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②。

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③但清朝却从传统的夷夏关系出发，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蛮夷之邦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特地“航海远来，倾心向化”，前来朝贡，清朝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尔■咭唎世居西澥，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因向风而慕义，始献赆以趋廷……”。因此，当乾隆皇帝看到英国使团所进呈的礼物贡单中将马戛尔尼称作“钦差”后，特意下令将“钦差”统统改作“贡差”、“敬差”，因为他认为“钦差”是对中国使臣的称呼，如果将外国的使臣也称作“钦差”，“流传日久，几以■咭唎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

当马戛尔尼来华之时，中英在贸易管理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纠纷，本来清政府完全可以抓住英使来访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外交谈判。但由于清朝政府昧于世界形势，将英国使团仅仅看作是一次对天朝上国的朝贡活动，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如何用最适当的礼节来接待他们，。清朝政府如此纠缠于繁文缛节，错过了一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两国之间问题的良机。①

清朝把马戛尔尼他们看成是朝贡者，所以自然要求他们按照中国传统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英国使节认为这种礼节意味着英国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予以拒绝，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争执。这时，在中国朝廷中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中国官方对英国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希望以此引进清朝的重视。但清政府却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并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而且，清朝政府对于英国人将各类专家的名字放在使团官员前面而感到大惑不解：“此项人等，既称官员，何以名列在天文、医生之后？”②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没有这种“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最为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②于是，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③

从1808年（嘉庆十三年）开始，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年的9月，英国军队非法入侵澳门，英国军舰还闯入黄埔。两广总督玩忽职守，一再拖延不报，致使嘉庆帝大怒。12月，英国军队才从澳门撤走。通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本性开始有了认识。同时，随着中英贸易的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中英两国的商业纠纷也不断增多，特别是鸦片走私问题、商欠问题，都使清朝政府感到极为头痛，嘉庆帝说：“近年以来，■咭唎货船到粤，专与乏商交易，积欠夷账不少。该夷人所以愿将货物付与无力洋商者，利其多算价值，辗转取偿，因而夷欠愈积愈多。”正是由于对英国的殖民活动与经济侵略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所以，从嘉庆十三年起，清朝皇帝及官员在讲到英国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一些词句：“向于诸番中最为桀骜”、“于西洋诸国中最为狡黠，负强鲸窟，肆侮邻夷”、“狡险叵测”、“向称狡诈”“桀骜不恭”“贪狡牟利”“生性狡黠”，“夷情狡诈”、“该国夷情贪诈，……大率恃其船坚炮利，货重税多，夸耀于在粤贸易之各国”、“素性强横奸诈”、“贪狡多疑”等等。

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达到什么结果，所以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再次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这就是阿美士德使团。但此时的清朝皇帝对于中英实际交往中所发生的矛盾已经有所体验，所以没有陶醉于那些精于奉承的官员所说的英国国王是因为“仰慕中国德威”而特地“遣官输诚纳款、航海远来”的阿谀之词中。英国使节尚未到达天津，嘉庆皇帝就已向直

隶总督指出：“■咭唎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千求事件”。阿美士德进入北京之前，两广总督蒋攸銛上奏说：“至■咭唎贪狡性成，而与中土不通；其进贡为求贸易，本欲效法西洋人所为（按：指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以图垄断网利”，嘉庆帝在这句话的旁边写下了“是其本心”的批语。阿美士德使团在天津登陆后，坚持不肯按中国礼仪向皇帝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而且偷偷地将船只从天津开走，更激起嘉庆帝的愤怒，他在大臣的奏章上写满了“支吾可恶”、“所言甚属欺诳”、“可恶极矣”、“实在可恶”，“奸诈欺罔”、“可恨”之类的批语①。最后，嘉庆皇帝抓住了觐见礼仪问题而将阿美士德赶出了北京。

阿美士德无功而返，英国政府此后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矛盾的努力，逐渐走上了诉诸武力迫使中国开放的道路③。而清朝政府则依然陶醉在“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虽然已经开始感受到迅速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但清朝官员对英国的基本看法是：“■咭唎举国君民专藉与内地贸易为生”，“其货物不到内地亦别无销售之处。且呢羽钟表中华尽可不需，茶叶土丝彼国断不可少，是其不能不仰给于贸易者”，因此英国绝对不可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自绝生路。面对着英国殖民势力对中国日益猛烈的冲击，清朝政府不是积极地睁开眼睛去观察急剧变化的世界，更不愿学习世界，而是消极地竭力试图将国门关得越紧越好、与外国的交往越少越好，嘉庆帝在颁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就是这样说的：“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①狂妄自大的满清官员不愿正视那个已经来到中华帝国门口的日益强大的英国，更不可能跑到“蛮夷之地”去对这个“化外之邦”进行一番考察。

四“犬羊之性”

1820 年，道光皇帝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进入道光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更加剧烈，特别是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越来越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去认识英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许多关于英国与世界的书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这样，从1820 年起，有关英国的著述也就不断地增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颜斯综的《海防余论》和《南洋蠡测》，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又作《记英吉利》）和《粤东市舶论》，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英吉利兵船记》和《绝英吉利互市论》，何大庚的《英夷说》，息力的《英国论略》，梁廷枬的《粤海关志》等。这些著述的内容主要包括：

1.对于英国本土的介绍

首先是关于英国的历史与地理，这方面较为详尽的是一篇署名“息力”的《英国论略》；其次是关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19 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就显得十分新奇了。其三是关于英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道光皇帝登位的时候，在英国，工业革命已进入尾声，传统的手工劳动正被大机器生产所取代。当时在中国也有人对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一点叙述，此外，有的著作还记述了英国的文化教育制度。叶钟进说英国：“国立大学，郡中学，乡小学，延师以教读。”对于改变将英国视作野蛮落后的“化外蛮夷”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四是关于英国的社会风俗。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说英国“婚嫁听女自择，女主赀财，夫无妾媵，自国王以下，莫不重女而轻男。相见率免冠为礼，至敬则以手加额，虽见王亦植立不跪”。

2.对英国殖民侵略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忧患意识

从18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不断地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活动一直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进入19 世纪之后，由于英国的殖民侵略日益迫近中华帝国的大门，由于中国的许多周邻地区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性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叶钟进在《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中说：英国人“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刺甲、新埠及新加坡等处，即葛剌巴本荷兰在前明所踞者，英夷亦曾夺之，近始仍归荷兰”。英国在中华帝国眼皮底下所进行的不断加剧的殖民侵略，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警惕，有人甚至开始为自己民族的未来命运而隐隐地感到忧虑，特别是在1824 年英国占领新加坡之后，这种忧虑更加增长了。

3.对于英国的一些错误观念

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皇帝就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其它国家则都是落后的“蛮夷之邦”，这种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导致了人们缺乏主动认识其它国家的热情。同样，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也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想要了解英国所以才去研究英国的，而是由于英国人来到中国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才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去认识英国的。因此，在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击中国的国门之前，英国对中国的危险并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除了少数一些人之外，大多数人对于英国是无所知晓的。而且，即使对于那些开始去认识英国的少数人来说，他们对于英国也还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观念。

首先，将英国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周边落后国家，将英国仅仅视作是又一个蛮夷之国，而不知道这是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其次，错误地理解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直认为，作为天下文明中心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根本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外贸被当成是中国皇帝对其它国家的一种恩赐。清政府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对待中英贸易的，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章很能说明这一点：“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①大约在道光十五年，汤彝用类似的口吻写道：“夫番土百货非中国不可缺，而中国之茶药则为番土所必须”。②因此，人们认为，如果外夷不服天朝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