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摘要：李约瑟难题是举世公认的科技史上的一大难题。

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李约瑟难题”进行思考，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文化；制度；教育改革
李约瑟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李约瑟难题”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而欧洲从1765开启了工业革命，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在100年内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

19世纪30年代以电磁感应现象开始，欧美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彻底超过了中国。

在我看来，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性的难题，由多个解构成其解答。

中国科技由盛转衰是由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综合造成的后果，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教育体系、经济基础等。

一、文化
从广义上理解，“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但从狭义上理解，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对周围各种具体事物、现象及关系的解释在潜意识里影响着人们的风俗习惯、情感情趣、价值取向、动机欲望、伦理道德。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它是在一定哲学思想指导下，在特定文化模式框架内人们认识自然界的成果，它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

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直接导致了特点各异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从而也就决定了科学发展的不同。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

从科学的角度考察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1，东方注重传承传统思想，讲求诠释经典，而西方崇尚批判的科学思维。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文本解读思想，讲求诠释经典。

这
样的习惯会导致对权威的态度一味应和，不会超越前人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易于传承先哲思想，但却由于思维定势制约着学术思想的自由发挥，遏制思维的个性化，对科学和学术的进步非常不利。

而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历来不重视科学思想，他们需要的是对统治绝对服从的奴才，是不会挑战权威的人。

所以为了得到名利，许多人追求国计民生之学，而不是在实践中提炼科学思想，这直接导致了民族科学水平的衰竭。

西方推崇批判的科学思维，提出科学实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的“科学真理相对性”的论断。

许多哲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亚里士多德都提出过相关的论断。

正是这种批判的思维方式，才产生了量子力学、相对论、突变论等科学理论和方法。

由此可见，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科学批判精神的核心是不断去追求真理。

第二，东方传统思维重悟道，混而不分，而西方则崇尚理性的科学思维，条分缕析。

由于深受儒教和道教的影响，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是整体思维，认识方法十分笼统，重视直觉，缺乏分析。

而且中国人典型的经验式的思维也偏重于就事论事，不能抽象为理论，难以将科学理论总结出来。

西方重视思维工具的运用和发展传承，注重逻辑思维传统。

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力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抽象思维工具的运用。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思维内容的经验和思维形式的逻辑之上的。

二、制度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大一统帝国环境”出现早，持续时间长。

欧洲没有所谓“大统一的环境”，所以有新的东西会被很容易的接受和广泛流传；在古代东西方之间交流并不贫乏，所以欧洲地区不需要“发明”，单靠“学习”就能学到先进的东西，而后再加以改造就能在技术水平上赶上中国。

历史经验表明大一统的环境却压制变化、数国并立并竞争的环境鼓励变化。

欧洲大陆的多国割据和中国的大国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于完全竞争与垄断的效率之差。

因此欧洲一旦有国家由于某些可被学习的因素领先，其他国家就会纷纷效仿，甚至进一步改进，因此欧洲诸国的发展动力是竞争。

而中国改进的动力完全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

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

小农经济不需要交换，没有市场需求，所以不需要想方设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第一，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

第二，
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

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

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

科举制度对科学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度初创于隋朝，唐朝方具规模，并成为选官的主要方式，至宋朝科举制已相当完善。

世人皆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他们寒窗苦读，循规蹈矩。

考试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诗词章句。

崇尚文辞的华丽，不重视治国安民之道。

而在文辞上的刻意求新，往往以忽略科学研究为代价。

新的发明研究，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受到了多方面的打击和轻视，更不用提进入仕途了。

韩愈在《师说》中曾称科技百工之人为下流小道之辈，实为社会的一种反映。

明清的科举制度只允许考生按孔、孟、朱熹等“圣贤”的观点立论而不准标新立异，连语气也要“代古人语气为之”，叫作“代圣贤立言”，答卷的格式一律要“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股文脱离实际，禁锢思想，摧残人才。

大多数读书人即使有志于科学研究，社会也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故也只能转向诗文.人之天赋学识不同，不少原是科技之才的人只能老死科场而一事无成.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此语对明清科举害人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

所以与科举制度逐步发展完善相背而驰的是科学发明的空白。

虽然有王安石之类的有志人士力图变法，将科举从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在选用贤才时，更以经术高低为衡量标准，有了对经术的深湛研究，才有经理世务的才能。

变法曾起了富国的效果，然而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不会容忍变法的进行，新法最后被彻底罢废。

科举制度发展越完善，科学的发展的日益艰难。

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揭示了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

这些结论启示我们，科学教育的改革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特质的分析和把握。

“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和解答，要求我国科学教育界应该明确我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历史、成就和不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 “舶来品”的西方科学。

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反思和提升可以避免我国传统文化优良基因的遗失，使我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挖掘、解读和传承，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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