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全面认识和评价苏轼

转全面认识和评价苏轼

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极“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苏轼作为伟大文学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作为民本主义者的苏轼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本文则论述重点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政绩。

一、苏轼民本思想的形成

苏轼在少年时期，其父苏洵常游学在外，他和弟弟苏辙的教育就落在母亲程夫人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有一天，程夫人带着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一名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权贵，被诬告判了死刑。临上刑场时，他向妈妈告别：“儿子不能尽孝，请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正义舍弃了性命，当妈的支持你。”小苏轼问母亲：“我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

您同意吗？”程夫人很平静地回答：“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轼立下“奋厉有当世志”。

苏轼八岁时，祖父苏序曾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道士张易简熟读《道德经》《庄子》。苏轼深受影响，后来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后常常流露出“老庄”思想。之后，苏轼又先后进入眉山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名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轼）熟读儒家经典，深深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熏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不仅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本观。

对苏轼形成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尚书》。我国最早提出“民为邦本”的是《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所谓“五子”是指夏启的五个儿子，也就是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尊位，不理国事，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众民怀有二心，他竟然毫无节制，仍然到洛水的北面打猎，百日不回。五位兄弟及其母亲在洛水等侯他。这时，五位兄弟都埋怨太康，追述先祖大禹的教导而写了《五子之歌》，希望太康引以为戒。其中第一首则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原文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

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段话是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的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一个人已经多次失误，难道要等到众民造反时才去考察民怨吗？应当在没有形成大的民

怨之前就去考察啊。我治理天下众多的老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一样小心谨慎。做君主的人，怎么能对天下人民不敬不怕呢？

这就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它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主应持的态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孔子的“民者君之本”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的“君民舟水”说，无不源于《尚书》这一民本思想，都是对《尚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年轻时就对《五子之歌》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专门的解释。作为以儒学为基础的苏轼，深受其影响，“民为邦本”的思想遂成为他一生“奋厉有当世志”和为人、为官、为文的航标。

二、苏轼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重民、爱民、忧民、利民、富民，兼而有之，融为一体，贯彻始终。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天下使君主之”，他认为，皇帝仅仅是主持执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自己的民“主”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

苏轼在《策略五》中说：“臣闻天下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苏轼认为，如果君主高高在上，随心所欲，依仗君权来统治天下，就如同“累卵”立在“太山”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和平时期，还可以相制，一旦发生战乱，还有人会听从你的指挥吗？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

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木”、“灯”和“鱼”，而把人民比作“太山”、“根”、“膏”和“水”，这同荀子把“人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处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鱼就会干死。

苏轼就是怀着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入仕为政的。

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

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他完全有条件一帆风顺地登上宰相的高位。但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宦海沉浮的磨难。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品质可以用“宁为民碎，不为官全”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命运集中表现在对待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关键人物上。

首先，看他在对待王安石的问题上。

苏轼22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岁时作为京官下派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职官员。31岁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岁那年免丧入京。这时，正值王安石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王安石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不能为了升官而放弃自己的民本主张。一到京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司马光一遍，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要害是“富国”而“贫民”。

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八品文官，他明明知道神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