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学定义管窥西方新修辞学的特点和发展动态(精)

首先是语言理论；其次，这样的改动符合当代英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被扩大到非言语范围的趋势，如服饰、建筑。

二、西方新修辞学的语言学科性质

从古至今修辞学一直研究语言的有效使用。但直到上世纪初，语言学的发展才把修辞学引向了纵深，并使其有了非常明显的语言学科性质。索绪尔第一次区别了语言(语言系统本身)和言语(具体情景中的语言使用)，他的学生Bali强调语言和言语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修辞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各语言的修辞变体。这不仅促进了语言修辞学的发展，而且使结合社会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等的言语修辞学(即强调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得到繁荣。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限的，但他们，特别是后者，促进了新修辞学对修辞情景和修辞互动的研究。

言语修辞交际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修辞活动参与者、参与者的动机、修辞话语和修辞情景四个基本要素。修辞情景之于修辞话语判断和阐释的重要作用是现代修辞学的一个主题。Burke认为，语言是人的象征性行为，即人类通过象征建构现实。“行为”的概念暗示了“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的行为不成其为行为”，而选择的自由受制于修辞情景。修辞话语的效果就在于其主体是否在语言系统中选择了与修辞情境相适应的组合模式。所以修辞情景是意义建构和意义解构的关键。现代修辞学修辞情景研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是Libyd Bitzer和Kenneth Bulk。Bitzcr强调修辞情景有三个重要成分：紧急状况、听众、限制因素。紧急状况是一种不足、障碍、问题．但它只有被语言所修饰表达时才具有了修辞意义；而听众必须是可能受决定和行为影响的人，是言语在其身上能引发行为的媒介；限制因素包括影响演讲者和听众的信仰、态度、传统、形象等。Bitzer的修辞情景强调了情景所预期和规范的合适回应，具有某种或简单或复杂、或多或少有序的结构。这种历史情景的修辞观点遭到了Burk 的质疑。他认为修辞情景存在于使用修辞语言可以诱发变化和行为的任何场合。它甚至把修辞情景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事务的大环境。

出于修辞动机，表达者通过话语的选择影响交际对象的修辞活动，Burke就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这种活动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这是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一大趋势。修辞就是研究怎样“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969：43)这种互动既是Pcrelman所讲的“共

享”(corrlmuuion)(Foss，166)，Burke的“同一”(identification)(158)，也是Habennas在定义交际能力时所讲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 nding)(230)。它们都强调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一致(agreement)，可见听众作为重要的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虽然从古典时代起人们就重视听众的作用，Aristotle通过三种听众总结了政治、法律、宣德三种劝说方式；18世纪．康帕拜尔(compbell)的《哲学和修辞学》一书第一句话就把修辞学界定为一个能动的改变听众的过程。但当代英语修辞学对听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Peralman区分了普遍听众(universal audience)和个别听众(particular audi．once)。他所强调的前者是心理观众，它决定于说写者的目的，是讲话者想象中要施加影响的听众而非真正到场的具体听众，其目的是讲话者在准备论辩时能更好地组织话语，更有效地说服听众。KennethBurke的“自我即听众”(self as audience)的观点无疑是新颖的。一个人通过自己成为自己的听众，自己劝说自己，激发起一些想法和形象，“只要他。甚至是在其秘密的思想中，形成某些观点、树立某种形象以取得一种他所希望的作用于自己的效果，在这一方面他是修辞性的，正像他运用令人愉悦的形象去影响一个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心的听众一

样”(1969：46)，他就能更有效地影响外部的听众而非自己。两人的观点虽然存在着差别，但都强调听者在建构话语时的重要性

三、立足哲学的西方修辞学理论建构

从Aristotle时代起，修辞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于有效说写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1954：24)虽然他系统地阐述了修辞的方式，但却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他的修辞“是一本演讲技能手册和辩论指南。”(Natanson，1995(4)：133～139)要把凭直觉的、实用的、规定性的技能总结上升到系统的、描写性的理论必须有一个哲学的思考。其中Martin Steinmann区别了修辞作为“什么”和“怎样”的两种意义，从而奠定了修辞学作为一门理论和艺术的界限。上世纪30年代产生于欧美并盛行于

60年代的修辞哲学研究，发端于古典修辞学，又使修辞学摆脱了纯粹艺术手法的尴尬，当代西方修辞学因此被称做是“古典修辞学在哲学领域的应用。”(王德春，1986：34)柏拉图学论著从根本上来说和亚里斯多德关于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得到了阐释，修辞学和辩证法的结合构成了修辞学的真正哲学。Natanson的“范围论”认为修辞学作为一个理论，它应该研究：语言和语言所指之间的关系、大脑和大脑的意识之间的关系、知识和某种知识之间的关系、意识和各种意识之间的关系等。20世纪的修辞学理论在哲学方面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和价值观上。语言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在人类事务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Richard认为词语的意义是修辞学的中心，他研究了词语在话语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语言和语言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词语存在的语境是理解意义的关键。

谈到修辞学理论化的哲学思考就不能不提及Kenneth Burke。他关于人的定义构筑了他的修辞哲学。人使用符号不仅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使人能够进行符号活动(symbolic action)，在符号活动中语言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他直接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其戏剧分析是他用以研究人类动机的方法，并被他称为是一种语言的哲学。这种修辞哲学把语言和思想看成是基本的行为模式，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探究人类的动机。动机体现在“场景、行为、人物、方法和目的”这五个交际要素的选择和组合上。五个话语因素因同为“行为”的必要方面而“同质”，它们之间的因果或决定关系，形成不同的“关系比”：“场景－行为”、“场景－人物”、“场景－方法”等等。修辞动机就体现在被前景化的关系比中。例如洽洽香瓜子的广告“在您购买的这袋洽洽香瓜子中，有您为改善中国生态环境、植绿防沙、治理沙尘暴而捐献的一分钱。”在“中国生态环境亟需改善，沙尘暴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场景)，为达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植绿防沙、治理沙尘暴”这样具有崇高社会道义的目的，您(人物)“捐献一分钱”的行为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而达到此目的的方式仅仅是“购买一袋洽洽香瓜子”。话语主体构建起多重关系比来建构修辞情境，各情景要素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共融系统。其中，“方式一目的”关系比被前景化而构建起话语行为的动机：通过购买洽洽香瓜子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话语主体不仅创造了行为的取向与态度(为保护环境作积极的努力)。而且巧妙地诱使目标受众对符号做出合作行为(购买洽洽香瓜子)。

Grassi则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哲学，他反对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人类经验的正确与否，主张用语言分析来阐释人类行为，人类的进化体现在语言中，人类以语言为媒介揭示世界的规律。(Foss，129－130)Weaver甚至认为语言是说教性的，所有的语言使用都是劝说性的，都渗透着伦理价值。

四、西方修辞学跨学科发展的趋势

二十世纪初，修辞学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肢解到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各个系科中。从古典修辞学这个母体里分离出来的各个分支，在不同的学科中汲取养分。反而使得修辞学获得了多种研究视角，更加发达。例如，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话语分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话语的宣德、法律、政治的分类。而现代话语分析的语义学、语用学、功能学、社会学的视角无疑丰富了修辞学的内容。

修辞学定义所包含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综合性表明了它具有跨学科交叉发展的明显趋势。从实用的、功能的角度出发，古典时期Cicero就强调了演讲者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但应用别的学科的成果建构修辞学理论这是20世纪的事情。Burke的“动机修辞学”，Richard 的“意义阐释理论”。Mcluhan的“了解媒介”等分别是应用动机学、语言学、交际学等学科的成果对修辞学的贡献。修辞学和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信息学等学科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修辞学和语用学有着历史渊源。语用学对言语规律的研究拓宽了现代修辞学的发展道路。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