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的典型意义

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的典型意义

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陶诗题材的分类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发展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二、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艺术成就（一）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二）与官场的丑恶、黑暗相对照，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自然便凸现出一种清新、宁静的绝美状态。他在摆脱了“樊笼”、“尘网”回到田园后，颇有一种“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的感觉，如飞鸟离网归林，游鱼脱钩入水。他以轻松、愉悦的目光去观察、欣赏着这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倍感惬意。《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三）陶渊明把自己辛勤的劳作经历和对劳动的清醒的认识如实地写到了他的诗歌中。躬耕生活告诉了他劳动是最真实的付出，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他这样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晨兴夜归辛勤地种豆锄草，道狭难行，夕露沾衣，这些都不能动摇他归隐田园、躬耕自给的初衷。如果说这首诗中还带着诗人初归田园时那份欣喜和新鲜的感情色彩的话，（四）陶渊明在作品中真实地记叙自己饥寒交加的贫困境况。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经应阳”（《杂诗十二首》其八）（五）陶渊明在隐逸诗中歌咏了很多隐士、穷人喜贫乐贱。如诗人在《咏贫士七首》中的第三首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总起来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多个角度全面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情结：鄙弃功名利禄，忘掉对社会的关怀意向，热爱自然、美好的田园环境，眷恋安宁、质朴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实的贫穷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劳动的价值，赞扬固穷的精神境界和顺天任情的达观的生活状态。这些内容大大冲破了传统的农事诗的范畴，丰富了隐逸诗的题材，提高了隐逸诗的思想价值。陶渊明是第一个集中力量从事隐逸诗创作的人，所以钟嵘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在于，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钟嵘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则是追求自由与自然的陶渊明在历经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其人生的重要转换，在形体上和精神上都释然了，获得了退守后的个体自由。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陶渊明非神也，即使身在山林、躬耕于田园，也绝冲淡不了他心中的哀世之悲，徜徉于东篱之下的陶渊明心系着尘世，却并未再次出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厌倦了政治也看透了政治。陶渊明在诗里一再地描写着隐居的快乐，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他的追求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

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讨论童年母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通过张爱玲绝望而极端的书写方式来透视她乖戾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同时为我们敞开那个繁华而糜烂的社会一隅。

1．总起：对于母亲,张爱玲却有着一段童年无母的缺失性体验

2．出走与变异:真实童年中的母亲

3．缺席与重构:文本中的母亲塑造

4．思考与迷惘:从母亲到女性的总结

5．童年生活中母亲的出走,母亲的困窘以及与母亲之间的不愉快经历给予张爱玲的印象实在太深刻,这些缺失性的童年经验过早地促使她开始思索女性的命运。并因此在以后的创作中将关注的目光一直聚焦于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她清醒地认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对女性精神、肉体的戕害。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安放自我的所在,社会只允许女性作为男性的依附而存在,女性的命运只能是悲剧地活着,悲剧地死去。

论父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王亚平）(咸宁学院)

摘要:童年是人生旅程的第一站,它常常给人的一生打下某种底色。童年的悲惨与不幸往往会构成一个人对童年的缺失性体验,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讨论童年父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1．传奇：

女作家张爱玲便是通过对丑陋父亲这一有缺陷的男性的书写来寄予自己不幸福童年中对于父亲的回忆的。

2．童年记忆:父亲沉沦的注脚

3．文本书写:告别丑陋的父亲

4．群体悲观:父亲形象的扩大

5．总结：

这些男人在“形体残障、精神残障或两者兼备的去势模拟中被铭刻为猥琐无能、贼头贼脑、狂嫖烂赌、玩世不恭等隐喻。这些毫无责任感的去势男人充斥在她的大部分小说里,几乎无一幸免。”[ 4 ]通过这双重层面上的贬压和丑化,张爱玲彻底消解了传统宗法父权社会中赋予男性的父者风范,英雄气概和男儿本色等重重光环,她借此再三强调,男性不是英雄,男性只是人、凡人、庸人、有缺陷的人。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经验

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所谓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幼年和少年）的生活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两种：丰富性经验是指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幸福，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生活充实而绚丽多彩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感；缺失性经验是指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不幸福，物质需求馈乏，精神需求受到摧残、压抑，更甚者是受到心灵无法承受的强烈刺激而引起极度失衡，并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因为童年经验是

一种无法替代的审美体验，会对作家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作家在文学题材的选择、文学创作的动因及人物形象的建构等多方面受到童年经验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所以在研究作家创作心理时，都非常重视童年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研究作家的童年经验来探索文学创作的奥秘。童年经验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动因，这种动因又主要表现在童年时期的缺失性经验上。童年时期的缺失性经验对作家来说，其作用和意义要大于童年经验中其他部分。缺失性经验往往非常深刻地留在心灵深处，永久性地扰乱作家的心理活动，作为作家的铁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