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成绩2014 — 201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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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中的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他们自称为上帝的选民，拯救世人的使命感扎根在他们的心底。这一“使命”观是美国人所笃信的宿命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深深影响着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而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思维方式上。二战之后，美国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从“杜鲁门主义”到战略扩张和“单边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全球战略为基调，企望在侵略与进攻中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以世界警察的身份完成自己维护、拯救世界的使命。本文将探讨并阐述美国使命文化在美国战后外交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引言

使命文化来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逐渐融入了美利坚民族的气质之中，并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美国领导人所做出的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美国向外扩张，在二战后其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上表现尤为明显。

二、使命文化的历史根源

“上帝的选民”早在古代就成为先进民族队落后民族统治合理化的一种诠释，经过历史的不断发展，这一概念主要泛指尘世中因崇拜上帝而蒙受其恩宠的基督教徒[i]，并开始强烈表现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这些清教徒自认洁身清高，得到上帝的恩仇，试图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无奈遭遇感受到危机的英国王室的迫害，只得逃离故土，横渡至北美大陆，他们是这片大陆最早的移民之一，并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建造“山巅之城”的梦想带到了这片大陆，随之而来还有复兴世界的使命感。

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曾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ii]

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使命”观提供了现实条件，使美国对于自身的“独特性”的认识具体化了。[iii]美国在封建君主制占主流的世界建立了民主共和制，而通过民主解放处于君主压迫下的世界，救赎苦难中的人民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宗教“使命”观的世俗表达。

当一个种族的社会发展高于其他种族时，优越感将油然而生，对于古代的先进民族是这样，对于建国后的美国亦是如此。伟大的宪法，先进的体制；最优越的自然环境，最好的社会制度，美国人的“使命”观思想不断强化，他们希望通过“最好政体”维护人类的民主自由。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民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试验上。”

随着美利坚民族的日益成熟，“使命”意识日益扎根于美国人的民族意识之中。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在《文化与外交》中说到：“研究美国外交的出发点是美国人这样一种信仰——在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美国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享有的

特殊使命。”

三、使命观对美国主流外交思想的影响

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择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发展改变全世界人类的命运，美国成立后，孤立主义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思想。美国无视大洋之外“旧世界”的纷争，与欧洲保持中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专心于本国国内的发展。在美国人看来，隔绝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的联系有助于免受玷污，完善自身的榜样，为他国提供样板和楷模，供他国模仿，这是实现拯救“使命”的必要手段。而这一政策也确实为美国日后领导世界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与二战，孤立主义才宣告结束。建国之父华盛顿所提出的孤立主义从立国以来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即便其在二战时破产，但其思想在如今的美国政治中依然存在，并对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

受使命感意识的影响，美国外交在实践中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即榜样还是干涉。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外交中显示出的第一种态度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第二种态度即是所谓的传教士精神[iv]。

如果说孤立主义吸收了“使命”观消极避世的一面，那么扩张主义便诠释了“天赋使命”的本质要求。虽然刚建国美国将自身孤立于欧洲大陆，但其在北美领土的扩张与掠夺却从未停止，“西进运动”可以算作最早扩张思想的实践[v]。另一方面，美国还积极参与海外扩张，占领拉美地区，同欧洲国家一同瓜分攫取亚洲领土与权益。美国想通过扩张完成使命——将自己先进的体制与思想播撒给全世界。二战后，孤立主义瓦解，扩张主义愈演愈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开始实行它的全球战略，控制欧洲，建立军事联盟，正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我们国家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我们即便想要违背这一法则，也是不可能的。”

“使命”观使美利坚民族肩负有一种宗教般的国家使命，并为美国对外政策奠定了一份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令美国的世俗目标拥有了一份合法依据。

三、二战后的美国外交

同盟国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参战时间晚、远离亚欧大陆的美国成为了二战中最大的受益者。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欧洲诸强纷纷走下神坛，美国则开始试图掌控世界。美国认为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阻碍了其制霸的道路，同时，美国感到社会主义正威胁它最优越政体的地位。因此，反共和争霸成为了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主旋律。

“杜鲁门主义”即“遏制”战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折，奠定了未来几十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总基调，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帷幕。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扶植欧洲崛起，建立北约，试图对苏联形成军事威慑。美国的触手开始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霸权地位处于衰落期，美国开始寻求伙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开始尝试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用中国制约苏联，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到了老布什时期，“世界新秩序”被提出，美国开始试图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并重点遏制具有强大潜力的国家。

小布什将“单边主义”摆上了台面，强调军事优先，培植本国的军事力量。打击恐怖分子，发动伊拉克战争，意图控制中东石油，并将美国式的民主观念强行输入中东。

在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但美国仍旧坚守其“霸权主义”，仍旧坚持将自身价值观输入世界各国，做世界的领导者。

四、使命文化对美国战后外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