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

学号：2014221106220073

湖北大学

期末课程论文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院系：化学化工学院

学位类别：2014人力资源管理本科（双学位）姓名：占群

指导老师：刘和旺

完成时间：2016年6月13日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 谈刘易斯拐点之争

摘要

劳动力资源是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该增长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息息相关。围绕着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民工荒”等现象，国内外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展开了诸多研究，提供了多种思考方式。

本文首先对“刘易斯拐点”进行了解释，提供了多位学者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具体看法，再总结了自己对“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的判断依据。而后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进行实例讨论，最后结合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通过自己的了解简述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企业用工成本 刘易斯拐点之争

一、刘易斯拐点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 ，又称路易斯拐点），由威廉·阿瑟·刘易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68年提出，是指劳动力结构由供不应求（即劳动力过剩）向供不应求（即劳动力不足）转变的转折点。通常在一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部门的富余劳动力会逐渐转变到非农产业，由此导致农村部门富余劳动力数量减少，直至枯竭，富余劳动力由充裕转变为枯竭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AD1右移至 AD3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和基本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是二元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故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文中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

不同学者对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

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蔡昉把上述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时区而不是时点，其伴随着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工资差别，非资本部门实际工资的固定增长，非资本部门对资本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变化。黎煦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被配置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比例。吴要武则认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城镇（非技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上升，厂商开始用资本代替劳动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现象。

而我根据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判断和总结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有一下几点：（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剩余到枯竭的拐点，且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故我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关键之一。（2）劳动力的工资是否上涨。根据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当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劳动力无限供给（过剩）变成短缺甚至枯竭，这时必定会使劳动力工资上涨，否则将出现用工荒。所以我认为劳动力的工资状况是判断的标准之二。（3）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由于“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阶段，从而转变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的劳动力市场为适应变化，呈现一体化的状态，故我认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为其判断的标准之三。

二．刘易斯拐点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联系

首先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必定与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有关。接下来我将用几个实例来论证我的观点：（1）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一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73%多，相比2009年6月的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很多地区出现农民工无法就业的根本原因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个农民工的一般月薪期望为1500元，但实际上企业只能开出1000—1200元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使得很多公司把工资压得很低。现在虽然接到了订单，但是很多订单只是企业为了稳定客户而接下来的“薄利单”，有的甚至是零利润，所以即使是缺人，也无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故通过此现象可映射出当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企业用工成本必定会上升。而劳动力短缺又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必要条件。

（2）近几年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人。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招工难”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用工成本优势。民工大省的“招工难”,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

（3）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以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河南、四川、贵州等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的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故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以前的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此时的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