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论文

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流派

唐宋词，美得足以让人沉醉。在词间穿行，如置身于背后小径缓缓地行走，小桥流水，微波轻岚，晓风残月，渔歌唱晚，看到一个个才子佳人凌波微步，带着浓浓的沁香，从典故中，着一袭艳丽的绸衣，款款徐来。嗯，把心静一静再静一静，听，是谁，在说这“水上锤浮，黄河底枯”的海誓山盟；看，那里，漠漠的平林烟如织；品，哪来的酒非甘非苦而味却通神呐？如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寻求美，寻求审美的体验，那么唐宋词的美当之无愧，中国古代文学上的造诣，唐宋词可谓达到了顶峰，但依旧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词，这种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殊诗歌形式，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于是乎常被人称作“宋词”，但词却不是起源于宋代的。

最早的词是敦煌曲子词，词起于民间，这从敦煌曲子词可得到证明。敦煌词题材十分广泛，王重民在该集《叙录》中云：“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态，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概括说来，主要表现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表现男女恋情及女子不幸命运。这类作品所占比重较大，艺术水平也较高。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海枯石烂的誓言与汉乐府《上邪》可谓异曲词工。又如[鹊踏枝]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妇女与灵鹊的对话表现了女子思念丈夫的深切感情。更

多的是反映当时妇女的不幸命运和内心悲怨的曲子词，如《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以女子悲愤怨恨之口吻，展示了妇女可悲命运。第二，反映战争问题和征夫思妇思想感情。这类作品有《凤归云》“征夫数载”、《洞仙歌》“悲雁随阳”、《破陈子》“风送征轩迢递”等。或以征夫之词诉说征战之苦，或借思妇之口表示对战争不满。第三，记载民间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敦煌曲子词有五首《捣练子》，组成联章体形式，歌颂孟姜女故事，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憎恶。另一首《酒泉子》“每见惶惶”描绘黄巢起义浩大声势，很有史料价值。第四，描写商人、书生、船夫等民间人物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如《长相思》“作客在江西”三首就谴责“贪欢逐乐”的富商巨贾，同情贫病交加的小商，对贫富悬殊的现实深致不满。又如《菩萨蛮》概叹“淼淼三江水，半是儒生泪”，写知识分子辛酸。《浣溪纱》“五星竿头风欲市”则写船夫行船的情形，又显示出轻快洒脱的情调。敦煌曲子词风格自然朴素，感情真挚明快，洋溢着浓郁的生气息。在形式上有衬字、有和声、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严，咏调名本意者多，等等，说明处在初他阶段的早期词尚未定型，格律上还较粗糙，也表现了了间词清新质朴甚至俚俗的风格。

普遍的说法是词产生于隋代。那时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

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在唐代，词被称为“曲子词”，基本上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普遍流行而发展的。一些艺人和文人按照这些曲调的节拍填上歌词，以便于配合音乐传唱。而在民间，自开元以后，“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市井间歌唱，这些曲调，中唐时有些被诗人，如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把五、七言近体诗的形式略加变化，适应参差变化的曲调，或加以虚声，“俾善歌者扬之”。另一种是干脆直接按这些“胡夷里巷之曲”的节拍填写长短句的歌词，如《忆江南》。到了晚唐，温庭筠以其“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倚声填词，开“花间”一派，使令词“发荣滋长”。当然，提到花间派，还当留意一下与温庭荺齐名的韦庄。他们是花间派的著名词家。人们常把两人相提并论，世称“温韦”，认为两人词风相同，其实两人同中有异，“温丽密而韦清疏，各擅胜场。”（他们的诗风与词风正一致，温诗近商隐，韦诗近白居易）。在内容上也有区别，温是婉约大家，花间一派素以其为宗。温词十之八、九是写妇女的，纵使他的词里有些句子反映了作者个人的情感，那也是十分隐晦微弱的。而韦庄能用词来写自己个人的感情、写悼亡。他的抒情词开李煜、苏轼、辛弃疾的先河。在晚唐五代文人词浮艳虚华的气氛里，他的抒情词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以说他把文人词带回到民

间作品的抒情道路上来。造成两人词风的不同的原因，是两人不同的生活遭遇。

南唐时的李璟、李煜父子和宰相冯延巳，朝野上下相率成风，把小令的艺术形式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李煜亡国后，在俘囚生活的环境中所写之词，如《浪淘沙》、《虞美人》等，给后世词家的启示是很大的。近代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提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逐渐有更多的文人意识到，词这种本来是写来交给歌女配和着音乐演唱的“借以取乐的玩意儿”，也可以用来发抒个人的抱负和身世感怀，而且较之以往的各种诗歌艺术形式似乎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象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和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这样的一些激壮沉雄的好词，看起来都是在李后主词的“言之有物”启发下，而产生出来的，并为之后苏轼、辛弃疾的“豪放派”词开了一条大路。还值得一提的是冯延巳，他的词虽然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也不拘限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情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王国维评价他的词“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他仅开启了南唐词风，而且影响到宋代晏殊、欧阳修等词家。

北宋前期词在风格上和艺术上又都推進了一大步，词人中尤以晏殊和欧阳修二人最为突出，当然晏殊的儿子晏几道也值得顺便提一

下。到了宋仁宗时，社会繁荣，教坊新曲盛行，慢曲长调渐为士大夫阶层所注意，开始为这些慢曲子创作新词以为娱乐之用了。虽说这些曲子在唐代开元年间就有了，但三百年后到了柳永手中才真正的大大发展起来。比起短调小令，慢曲长调声韵复杂，变化更多，要想开辟出这一块园地，需要有既精通音律又有深厚文学功底的文人与乐工、歌伎的密切合作。柳永，这个被当时的“文人雅士”们不太看的起的“背运”才子，在词的长调慢词领域的开辟之功，却是功不可没的。而之后“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的天才文人苏轼，凭着他那“横放杰出”，以诗入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其词“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而卓然自树一“诗人之词”，竟别开天地，相较柳永，无疑又别有开辟之功。在“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词最被当时的词坛所推重，“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由此亦可知，在当时适宜入歌传唱的词，与文人自抒怀抱的词是有着一定距离的。之后周邦彦与贺铸两家又進一步推动了长调慢词的发展，特别是周邦彦，这个“结北开南”的人物，文学功底深厚，兼之“好音乐，能自度曲”，后人赞其作品达“浑化”境界，是北宋词坛中的集大成者。词经过了周邦彦的发展，在形式上隐约已至“登峰造极”的高度了。其中，柳永词标志着北宋词发展的转折，他对词的创造性贡献更主要是体现在词调和艺术方面。首先，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