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器_音阶_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

中国音乐学(季刊)1996年第2期
MUS I COLO G Y I N CHI N A ●方建军
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
西周后期,秦曾相继作为周的附庸和诸侯。

西周覆亡以后,秦国在周人故居的废墟上兴起,在大量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秦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

这里将要论述的秦音乐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0年)曾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记》)。

说明音乐与诗书礼法等同样重要,是国家政体的一种统治手段。

当时如此重视音乐,相信应有比较丰富的音乐文化内容。

然而,由于古代文献缺乏有关秦国音乐事物的记载,所以我们难于单凭文献记载来了解秦的音乐文化。

近十几年以来,在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相继发现了一些秦音乐文化的物质遗存,如陕西宝鸡杨家沟太公庙的秦公庙的秦公　①、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的编磬②、临潼秦始皇陵的乐府钟③以及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对十二律的记载④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秦音乐文化资料,本文即利用这些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秦音乐文化加以探索。

一　乐 器
现今发现的秦国乐器计有编钟(甬钟、钮钟)、编　、编磬、　于、钲和鼓等六个品种,下列诸器可为其代表:
宝鸡杨家沟秦武公编钟 5件 春秋前期
宝鸡杨家沟秦武公编 3件春秋前期
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编磬　若干春秋后期
传世秦公　⑤　1件春秋后期
凤翔直钮编钟⑥　1件春秋后期
凤翔环钮编钟⑦　2件春秋后期
威阳塔儿坡龙钮　于⑧　
1件战国晚期秦始皇陵乐府钟　
1件秦代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钲⑨　
2件秦代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鼓βκ　2件秦代
杨家沟所出秦公钟、　皆有铭文,据对铭文的研究,这些钟、　当为秦武公所造。

5件秦公钟的形制为甬钟,其正鼓部饰双夔纹,右侧鼓从第3件起增饰了一个小鸟纹(第(1、2两件钟右侧鼓无饰);钟的内壁相应于正、侧鼓部及两铣,有4或8道纵向沟槽。

这种形制和纹饰,与西周后期(指穆世以后)编钟,如柞钟、中义钟、梁其钟、虢叔旅钟等是一致的。

显然,秦公钟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均沿袭了西周后期编钟的作风。

周秦编钟每件一般可击奏出两个乐音,即第一基音(正鼓音)和第二基音(侧鼓音)。

编钟右侧鼓上的小鸟纹,是在此可发第二基音的标志。

编钟内壁的纵向沟槽,应是《周礼・考工记》所谓“于上之靡谓之隧”的“隧”。

隧
一般成偶数对称处于编钟振动的节线位置,以起到使正、侧鼓音明显分离的调音作用β
λ。

杨家沟出土的3件秦武公编　,其形制与克　βµ和传世秦公　可以比较。

秦武公　与
克　的体部均以菱形的凸雕连缀成上、下两条围带,扉棱以连体的夔龙和凤鸟为饰,二者的形制和纹饰均较接近。

克　为西周晚期的作品,秦武公　的形制当承袭西周晚期　发展而来。

传世秦公　除保留有扉棱外,体部已出现了钲间以及钲间左右对称排列的枚,这是与秦武公　的重要差别。

据研究,枚作为钟类乐器振动的负载,可以消除钟体在激振后所发音的高次谐波,起到使基音清晰并便于演奏旋律的作用。

由此而看,传世秦公　比秦武公　在形制上取得了进步和发展,并显示出时代较晚的特征,它应是向有钲间和枚而无扉棱的　过渡的一种形制。

另一项秦音乐文化的考古发现,是1976到1986年间在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编磬。

此墓所出编磬不少,惜多残断,完整品或可以拼复者仅有7件。

秦公墓编磬十分厚大,最长者近一米左右。

磬的形制十分独特,其鼓、股上边以及底边皆呈凹弧形,为迄今发现的先秦编磬所首见。

有些磬的股、鼓上边刻有铭文并填以朱砂。

发掘者认为,编磬为秦景公(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6年)时的制品。

以秦公墓编磬与陕西扶风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出土的西周后期刻纹编磬β
ν比较,其厚大的特点是二者所共有的,可视为同一发展体系。

周秦编磬的厚大特点在其它音乐文化的同类乐器上尚无突出反映。

由此可见,秦国编磬的形制当承自宗周编磬;但从秦公墓编磬的鼓、股上边及底边皆呈凹弧形看来,秦磬在春秋后期又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异,从而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和风格。

凤翔出土的2件秦国环钮编钟,其鼓部饰有双夔纹,尚未脱离西周后期编钟装饰纹样的遗风。

这2件钟的钮头为环形,而颈较短,为一直柄形,乃先秦编钟所罕见。

与这
种环钮编钟相似的钟类乐器,有中国南方(如湖南、湖北两省)出土的楚、巴文化铜钲β
ο,二者虽然器种不同,但钲柄与凤翔编钟的钮很接近。

由此看来,秦钟有可能受到南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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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铜钲的影响,吸收了一些外来音乐文化的因素。

凤翔发现的直钮式编钟,其正鼓部饰鸟纹。

不过,它的左、右侧鼓各饰一个小鸟纹,而不象周钟或春秋前期秦钟那样仅右侧鼓饰—小鸟纹,这是它与众不同之处。

从这件钟的主题纹饰看,仍保留有西周编钟的作风;但从其局部纹饰看,又显露出自身的特点。

威阳塔儿坡出土的秦龙钮　于,也是一个罕见而独特的实例。

这件　于的底、口比肩宽大,与中国其它地区所见　于肩大于底、口者异制。

另外,它的钮是龙形,而非其它地区所见　于的虎形钮。

秦以龙凤形象作为乐器的工艺装饰,应是其文化特色和文化风格的一种表现。

塔儿坡龙钮　于的体中部饰密集纤细的变形凤纹,口沿和肩周饰连缀的三角形几何纹。

这种纹样在中国南方吴、越、徐、楚等国的礼乐器上较常见,而北方周秦系统的礼。

秦始皇陵发现的乐府钟,其形制为钮钟。

它的钮为方框形的直钮,钮的一侧铭刻“乐府”二字。

此钟舞、篆及内壁饰云纹,钲间和鼓部饰蟠螭纹,钲篆鼓的纹饰均错金。

乐府钟的形制、纹饰和制造工艺,可以与过去河南洛阳金村周墓(M 7)出土的战国前期氏编钟β
π相比,二者的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

观察乐府钟的内部结构,可见其内壁相应于四侧鼓处,各有一个加厚的音脊,这种构造当可发生调音的效应。

这种“脊式调音法”与周秦早期编钟那种“隧式调音法”相比,其调音方法变得简洁而实用。

乐府钟的发现,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由此而看,乐府好象是汉武帝时所立,而乐府钟的发现,则使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乐府的成立年代至少可以推前到秦代。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2件铜钲,是一种军乐器。

这2件铜钲仿甬钟器制,具备悬挂的钮,其中1件的钮铸于甬一侧,以便悬挂于某一特定位置。

这件钲的甬根经过加固,体腔为鼓腹状,体饰密集的变形凤纹,其装饰纹样与咸阳塔儿坡的秦龙钮　于主体纹饰相同。

这种仿甬钟式的具备悬挂装置的铜钲,为中原地区的汉代铜钲所沿用,如河
南襄城范湖尧城宋出有1件新莽天凤四年铜钲β
θ,即其一例。

秦俑坑与钲同出的乐器有木鼓2件,可惜出土时已经腐朽。

从其残迹看,它可能为一种圆形的带环扁鼓。

以上所述只是目前发现秦国乐品的少数几个品种。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又据《秦始皇本纪》和《三辅黄图》云,秦曾“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　”。

钟架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也。

”因可相信,当时的秦音乐文化,应比我们现在所知要丰富。

二　音阶和音律
通过对已知秦国旋律乐器的测音,可以获知当时乐器所用的音阶或调式。

目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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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音条件的乐器以5件秦武公编钟为佳。

其它的乐器,或因保存状况欠佳、或因残缺不全、或因仅为单件而不易从测音角度去了解其固有的音阶。

5件秦公钟依器形大小可序次编为甲、乙、丙、丁、戊钟。

从秦公钟的铭文观察,甲、乙2钟合为全铭,丙、丁、戊3钟铭文相连,然铭文未完,还缺21字。

依此看来,秦公的固有组合应是6件,即还应缺少1件容铸21字铭文的第6钟。

这一推断,可以从秦公钟的音响得到证实。

前文已指出,秦公钟的形制和纹饰均与西周后期编钟相同。

西周后期编钟的组合一般是8件,其音阶结构都是按一种四声羽调式编排在一起,即以羽 宫 角 徵音阶结构由下行而上行编列。

我们以为,西周后期编钟音阶构成的这一规律,可以用于比较和推断秦公编钟的音阶结构和固有组合。

为此,先
把5件秦公钟的音高以五线谱表示于下(按黑音符表示第二基音)β
ρ:十分明显,现有的5件秦公钟,其发音是按四声羽调式组合在一起的。

这与西周后期编钟的音阶结构别无二致。

从目前所知西周编钟的音域看,8件编列的未尾2件正鼓音未超过小字三组。

而秦公钟的第5钟发音已达小字三组,因此,秦公钟的原有组合不大可能为8件。

又从西周后期按四声羽调式组合的编钟尾钟发音结于宫音看,现存5件秦公钟恰好缺少第6钟。

因此,秦公钟的原有组合应该就是6件。

获于长安张家坡的叔专父　,其铭文有“叔专父作郑季宝钟六,金 四,鼎七”
βσ的记载,看来,西周编钟很可能有6件组合形式存在,而春秋前期秦国编钟沿用这种组合形式,则表现出早期秦音乐文化继承周音乐文化的特性。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了一批秦简,这批简中反映了有关十二律的名称以及生律法的一些情况,对于我们了解秦国的音律有一定帮助。

简的《日书》部分有一些律名,如《日书》乙种的《律书》有云:
甲九木,子九水,日出□□水,早食□□□,林中生大簇,大吕七十六,□山。

(乙76)
乙九木,丑八金……大簇生南吕……(乙77)
丙七火,寅七火……南吕生姑洗,夹钟六十八……(乙78)
丁六火……卯六水……姑洗生应钟……。

(乙79)
又《巫医》云:
旦至日中,投中蕤宾,马也。

……(乙94)
又《占卦》云:
夷则、黄钟、姑洗之卦曰是。

……(乙133)
毋射、大簇、蕤宾之卦曰是……。

(乙163)
天降令乃出大正,间吕、六律, 陶所出,以五音十二声为某贞卜,某自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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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151)
除去其中的迷信成分,可知秦的律名与文献所载周的律名相同,秦的律名应是继承了周的律名。

这种定型化的律名,为后世沿用并传留下来。

上引《律书》中所映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的记载是吻合的。

这里不妨移录《吕氏春秋》的有关文字以作对照: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
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

(《吕氏春秋・音律篇》
)以放马滩简乙76到乙79与《吕氏春秋》比较,二者林钟到应钟的生律次序完全相同。

这表明放马滩秦简的生律法是《吕氏春秋》系统的。

三　音乐功能
秦国统治者主要把音乐当作娱乐享受的的一种方式。

例如,他们制作乐器的目的除用于奏乐之外,还用来“以宴皇公”,并祈求“以受大福,屯鲁多厘,大寿万年”(秦公钟铭文)。

类似的语言,也见于编磬的铭文。

秦国的统治者还把音乐作为一种统治人民的手段,并利用音乐达到军事目的。

如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他曾“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
还。

”(《史记・秦本记》
)于是“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

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　弓而射之。

秦寇果到,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

”(《吕氏春秋
・贵直・雍塞》
)当时的乐器可以直接用于军事行动之中。

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军乐器钲、鼓,都置于战车(指挥车)之上,为指挥作战的高级军吏所操纵,乐器成为一种在战争中用来发号施令的信号器具。

有时,音乐还被用来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如秦惠王(公元前324年——公元前310年)为了使囚于楚国的张仪免遭杀害,曾“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

便为其例。

音乐还被用于象征享用者的身份地位。

从目前发现的秦墓出土乐器看,其墓葬规格是最高一级的,即为秦国国君之墓,如秦公一号大墓主人为秦景公即是。

有些乐器虽未在墓葬发现,但从其本身具有的铭文看,其享有者皆为一代秦君。

而迄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中小型秦墓,却从未见有乐器随葬。

这充分说明,“金石之乐”仅属宫廷贵族所享有,是一种优惠和特权,平民百姓是不能够企及的。

统治者利用音乐来祭祀祖先并为自己歌功颂德,是当时音乐的又一功能。

从乐府钟的出土情况看,它发现于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遗址,置于一残陶案内。

这一地点的周围曾发现刻有“丽山食官”的陶器残片多件。

食官一职,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丽山食官的职能当为掌管陵园的日常祭祀。

乐府钟出于此处,当与演奏祭祀音乐有关。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曾令“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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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人歌弦之”,以求长命不死。

四　结　论
总括上述,试对秦音乐文化做出以下初步结论:
(一)秦音乐文化是秦国、秦人所创造的一种区域性音乐文化,这一文化的发展中心在今陕西、甘肃两省的地理范围之内,从而形成东周与秦代的一个音乐文化圈。

由于目前发现的秦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均为当听秦国上层统治者所拥有,故本文讨论之秦音乐文化应属于秦国宫廷音乐文化的范畴。

因此,就秦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而言,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目前似可把秦音乐文化大体分为早、晚两个时期。

早期的秦音乐文化有可能从秦人部族的形成即已开始并发展至春秋前期;晚期的秦音乐文化则从春秋后期发展至秦代。

(三)从秦音乐文化之物质遗存观察,早期的秦音乐文化基本为周音乐文化所同化,接受、吸收和继承周音乐文化的因素较多,可称之为一种“周化”了的音乐文化,表现出秦音乐文化之保守性一面。

这种情况当与秦国早期“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史记》)的封闭状态不无关系。

晚期的秦音乐文化在继承周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迅速得到了发展,在乐器制造上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这时的秦音乐文化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又有自身的创造发明,表现出秦音乐文化的开放性和独创性。

(四)当时的音乐艺术除具备固有的娱乐性质外,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

秦国统治者曾利用音乐来达到一定的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等目的。

(五)独具特色的秦音乐文化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音乐文化不仅在当时盛极一时,而且还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可以认为,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史中,秦音乐文化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文化价值之重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993年4月2日于长安引得居
①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　》,《文物》1979年11期。

②　此项材料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亚歧先生提供并慨允笔者考察实物。

③　袁仲一:《秦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④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

⑤　此　于北宋仁宗时得于今陕西,著录于吕大临《考古图》一书。

　铭之秦公究为哪一个,迄今尚无定论。

⑥　赵丛苍:《介绍一组青铜钟、铃》,《文博》1988年3期。

⑦　同⑥。

⑧　王丕忠:《咸阳塔儿坡出土秦代铜　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β
κ　同⑨。

・
92・方建军: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
βµ　陈邦怀:《克　简介》,《文物》1972年6期。

βν　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βο　方建军:《论东周秦汉铜钲》,《中国音乐学》1993年1期。

βπ　W illiam Charles W h ite ,T o m bs of O ld L o 2Y ang ,Kelly and W alsh L td ,Shanghai ,1934.βθ　姚垒:《襄城县出土新莽天凤四年铜钲》,《中原文物》1981年2期。

β
ρ　此系笔者测定。

βσ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9期。

[编辑收到本文日期;1995年10月12日]
作者简况:方建军,男,1962年生,现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

・03・中国音乐学(季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