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及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及创新*
陈瑞莲谢宝剑
摘 要：本文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政策的演进并分析其成效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区域政策的创新路向：政策目标上以协调区域利益、缩小区域差距为主线，实现动态整合；政策框架上加强区域立法和统一规划；政策机制上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政策工具上从“简单化”向“精细化”转变，多项政策工具配合使用；政策评价上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实施差异化政策绩效评估导向。

关键词：改革开放 区域政策 创新路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重点发展政策，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系列区域政策，有效的改变了原区域间低水平均衡发展的格局，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勿庸讳言，中国区域发展中仍存在差距过大、协调发展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因此，本文从区域政策的角度着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成效与不足，并探讨其创新路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时期的区域政策，本文将其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如下四阶段: （一）第一阶段：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
解放后，中国政府为了改变旧中国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①和战备等需要，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奠定了中国西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但这种主要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变国内区域间低水平均衡发展的格局，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实行配套的优惠政策。

同时，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也向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倾斜。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

邓小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按照这个思路，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的两个报告。

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国际比较的视角”（项目批准号：07JJD630014）和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山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研究创新基地项目的资助。

作者简介：陈瑞莲(1950-)，女，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宝剑(1982-)，男，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①旧中国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70%以上集中于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

据统计,1952年在全国343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中,国土面积为12%的沿海所占比重仍然高达69.4%，而国土面积达80%的内地却仅占30.6%；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沿海所占比重72%,内地仅占2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第137- 13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1985年.
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①。

继上述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②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任务，并强调：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上述区域政策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凭借其优越的政策条件，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入，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沿海和内地的差距。

（二）第二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浦东开发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的又一区域重大战略部署。

1990年4月30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9项政策规定，浦东开发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③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的战略决策。

与此同时，批准开放长江流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沿江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开放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13个沿边城市；大连、广州、青岛、张家港、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海口，举办“保税区”，增设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沿海、沿江、沿边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区域政策旨在通过上海的经济增长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联动发展，使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同时由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实际上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而无法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也无法形成对中西部地区较好的扩散效应及沿长江流域的产业关联④。

（三）第三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

“十五”计划明确指出:“国家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⑤。

以西部大开发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策优惠。

西部地区的税务安排、企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方面，都获得了政策上的优惠。

在中国加入W T O之后，中央政府还专门研究如何在W T O的规则下继续对西部地区实施优惠政策。

二是财政支持。

中央政府增大了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财政转移的规模，从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增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增加了对西部地区的投入。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东部地区不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7月15日，见《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9、27页。

② 参见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7月12日）。

③ 朱文晖，张玉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及其研判》，《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

④刘乃全，贾彦利：《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5年第1期。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参见新华网：
/zhengfu/2001-10/18/content_51471.htm
同，由于这些项目的投资无法取得足够的回报，市场力量对这些投资缺乏足够的兴趣。

因此，2000年起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规模巨大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工程。

四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西部地区曾是中国的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产地，也是农业基地，但过去数十年的开发过程忽视环境保护，造成了沙漠化等重大的环境问题，也令北京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

因而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恢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中央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通过“南水北调”等项目重新分配水资源。

五是给予人才与智力支持。

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着眼于解决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完善政策措施，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在规划指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西部大开发的前5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

政府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

国民经济发展逐年加快，从2000年到2003年，GDP增长分别为8.5%、8.8%、10.0%、11.3%。

①但与前两次区域政策调整不同的是，在西部大开发实施后，资金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并没有出现类似当年在上海和广东快速集聚的场面。

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特别是依靠中央政府的投入。

西部自身发展的潜力尚有待开发，其市场机制、区域合作机制等也有待完善。

（四）第四阶段：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
在西部大开发推进的同时，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萧条病”、沿海城市的“滞涨病”、中部地区的“迟滞病”不同程度的凸显出来。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出现资源枯竭，产业老化，主导产业衰退等现象，由于接续产业没有及时发展，新的主导产业没有形成，致使经济不断衰退，处于萧条状态。

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津京唐城市群的大城市区域的城区人口与产业高度密集，传统产业比重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用水、用电、用地困难，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缺少发展的空间。

中部地区区域问题的综合症结则是发展迟滞，表现为经济发展受阻，增长缓慢，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②这阶段的主要区域政策是：（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包括促进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开发，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促进地区协调互动。

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大对西部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西部地区人才开发、西部开发立法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的工作。

（2）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2007年8月国务院《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将东北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

具体目标是，要把东北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

（3）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包括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以城市群战略规划发展蓝图；因地制宜实施特色战略等。

《国务院2007年工作要点》关于中部崛起战略工作进一步明确中部六省部分地区要比照振兴东北等老工业
①李子彬：《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任重道远》，转西部开发办网站：
/zhuanti/115/txt/2005-04/10/content_5834218.htm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6年10月8日。

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实施。

（4）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根据《国务院2007年工作要点》，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组织落实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相关政策措施，研究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

二是编制并推动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三是研究起草《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四是组织研究海峡西岸地区发展战略。

五是组织开展广东横琴岛开发开放问题调研。

同时，进一步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

二、中国区域政策效应分析
从政策效应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效应是明显的，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大大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

当然，其政策的缺陷也是存在的。

目前中国区域差距过大、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突出等问题尚有待解决。

（一）区域政策的主要成效
1、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区域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增加了重点区域的资源供给和来自海外的各种需求，极大地刺激其经济发展。

其次，在区域政策的支持下，重点区域的自身地理位置优势极大地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加了比较优势，再加上它们原有的产业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很容易地接纳外来经济并与之融合，从而较好的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为重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政府区域政策的引导下，加上区位优势、经济社会基础等因素，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据报道，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

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①。

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275.94亿元，同比增长12.6%，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4%。

2、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随着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相继出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部分欠发达地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2003至2006年，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完成投资61709亿元，年均增长29.6%，比全国快3.5个百分点②。

又如，在“十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累计安排革命老区县以工代赈投资近80亿元（含国债以工代赈30亿元），约占同期全国以工代赈规模的25%。

其中，安排福建省10个原中央苏区县13670万元，江西省11个原中央苏区县34260万元。

建设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公路、小流域治理、草场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这些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③。

另一方面，通过西部大开发和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不仅加大了中央财政对这些地区的投入，而且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步伐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为其创造了区域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

3、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在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四大板块明显提速的情况下，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人均GDP、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长速度缩小趋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表明，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增速一直居各大区域之首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2007年三大经济圈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gzdt/t20080423_205757.htm。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之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②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国家统计局网站：/tjfx/ztfx/sqd/t20070921_402434034.htm。

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地区司扶贫处：《国家对革命老区的扶持情况》
/dqjj/fpkf/lsbqdqfz/t20060728_78194.htm。

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合计的比重均有所提高。

这表明我国地区经济结构正发生积极变化，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增强。

2008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8.1％，高于全国投资增速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35.1％，占全国投资比重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①。

4、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根据区域合作动力机制和合作主体的不同，目前中国的区域合作主要有三种形式：对口帮扶和支援、地方政府的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组织。

“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是我国全国性区域发展平衡政策的一个部分，实施主体是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欠发达地区。

“地方政府的双边合作”比较强调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区域优势的构造，把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作为重要的合作目标。

在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上，不但受到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的影响，而且更重视市场机制在空间经济规律方面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省级和地市政府同时对国家推进区域合作的政策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主要有“横向经济技术联合”、“加强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等。

“区域合作组织”大致可以分成省（区）际经济协作区、省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省内经济协作区、城市间协作网四种类型。

目前有的区域合作组织已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活力。

这些组织在编制区域合作规划、建立合作制度和机构、设立稳定的信息交流渠道和网络、共同制定和实施一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

区域发展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进一步拓展到追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保护等领域。

从我国区域政策的演进来看，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越到后期的区域政策，越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

从西部大开发政策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都非常重视这一点，并取得了初步的政策效果。

例如，在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多项政策文件中特别强调农村、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对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的支持。

在东部振兴的若干文件中，均提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松花江环境污染治理、流域生态环境和湿地保护、工矿废弃土地复垦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等。

在研究中部崛起战略时，专门强调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措施等。

（二）区域政策的主要缺陷
1、区域政策尚难于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

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部人均GDP均呈稳步上升趋势，但东部人均GDP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1991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540.3元，前者为后者的2.08倍；2005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差14430元，前者是后者的2.55倍。

区域差距的过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它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了难度。

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导致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2、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

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

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

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②。

其一，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

其二，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其三，区域政
①江国成：《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jrzg/2008-08/28/content_1081942.htm。

②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第540页,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

其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缺陷。

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

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

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缺乏专门的立法和统一规划，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

现有的区域政策绩效评价制度，主要以即期绩效和上级领导的好恶作为干部升迁的依据，忽视将远期绩效和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干部升迁的依据，结果造成各地区政府纷纷推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亮丽工程”、“形象工程”，甚至“豆腐渣工程”。

此外，这种片面性的区域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导致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①。

可喜的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提出开展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编制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可以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引导下更好的实施区域政策。

3、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

首先是根据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国家目标与地区目标差异性大。

在分税制以及现行政绩观的引导下，实现地方保护，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往往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

其次是区域合作机制泛化。

大多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

再次是对口扶持机制有待深化，提升落后地区的自身造血功能有待加强。

此外，区域间的补偿机制特别是生态补偿机制匮乏。

诸如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何评估，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体制如何制定，流域生态如何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怎样进行等，都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4、区域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

区域政策工具(Regional Policy Instruments)是政府用以实现区域政策目标的一系列机制、手段、方法与技术，它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目前，我国区域政策工具的简单化主要表现为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精细政策工具。

就区域协调的政策工具而言，我国尚缺乏欧盟那样的结构基金、聚合基金、团结基金等设计精细的政策工具，有的只是一些扶贫资金、支农资金和西部开发转移资金等。

但由于政策瞄准对象有时不到位、不具体，即使投入了大笔资金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手段尚不规范，如区域发展基金的筹集缺乏制度保障、区域援助的通用规则不健全、没有严格的项目报批流程和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特别是项目报批流程尚不透明，导致有时出现区域发展项目的随意审批、扶持资金的寻租分割等现象。

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工具组合体系，如管理工具、协调工具、监控工具和评价工具，不同区域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衔接性、配套性和系统性不强，造成区域政策未能达到的预期效果。

三、中国区域政策的创新路向
笔者认为，未来区域政策的创新路向应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精神，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基本公共服务趋向均等化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

具体来说，区域政策创新路向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政策目标上以协调区域利益、缩小区域差距为主线，实现动态整合。

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者埃德加·M.胡佛认为：“区域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增进个人福利、机会、公平和社会和睦体现出来的。

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政策，显然应该有助于提高人均实际收入、实现充分就业、扩大个人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范围，保障收入和避免造成收入悬殊。

”②我
①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美]胡佛(Hoover, E.M.)，王翼龙译：《区域经济学导论》，第28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