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诗经》在文学的影响和地位

试述《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摘要：《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从言理的角度而言，其为后代文学确立了一种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比兴的手法。从叙事角度而言,其为文学传统树立了一种文学精神，人文关怀；从抒情角度而言，其将中国文学导入到中和含蓄的审美路径中。

关键字：比兴、缘事而发、讽谏、哀而不伤

一、比兴的表达手法

比兴不仅是一种言理表达方式，后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每遇难言之感、复杂之理，均借助此法表达内心微妙复杂之情思。《诗经》中不少诗歌，在字句中透露思考的智慧，闪烁着理性地的光芒。如：《幽风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使媒求妇与执斧伐柯一样，都需借助外力达成目的，诗人以此作比，生动而贴切《诗经》中有此一语，后世人遂将为人做媒称为“伐柯”或“作伐”，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奴家愿为作伐，成其配偶。

如苏轼早年诗作《和子由绳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用雪泥鸿爪”这一物象做比人生中虽然有迹可寻，然又转瞬即逝。偶然无定的不确定性，可说是《诗经》比附手法的成功沿用。

二、缘事而发的叙事特质

这些作品，多为怨女弃妇，征夫戍卒，感于哀乐的生活真实记录。存在于《诗经》中的这种普遍的生民悲叹，流露的是一种哀鳏寡的情怀，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人文精神闪光，并开启了后代诗歌人文关怀传统的先河。

借诗歌来关注个体生命，尤其是那些穷而无告者的心灵悲泣，正是《诗经》。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如：怨女弃妇命运的悲叹。《邺风谷风》一诗，丈夫新婚之时，亦是自己“行道迟迟，中心有违”的下堂之日，“宴尔新昏，不我屑矣”对前妻更是弃之如敝履。

自《诗经》大量出现咏叹弃妇悲苦命运的诗作之后，类似题材在后代的诗歌题材中亦反复出现。汉乐府中的《上山采靡芜》亦是典型的弃妇诗，诗中“长跪问故夫，新人复如何”“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的问答，让人感受到弃妇的善良宽厚的同时愈发同情她无辜遭弃的命运。

又如征夫戍卒生活的苦吟。《击鼓》一诗，可说是戍卒思归不得而作的一篇诀别辞。清代乔亿言此诗乃“征戍诗之祖”。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丧马。

唐诗中描写征夫戍卒的名篇颇多，陈陶的《陇西行》与此诗诗意近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起一二句正是征役之状，景象尤其阔大，后二句则是室家之思，于巧思中写出深深地哀悯，正是《击鼓》中，“不我信兮”的悲凉结语。

三、《诗经》的讽谏特征

诗经议论时政国事者，其群体有：一为大夫，一为庶民。大夫议政，即不能

说而强为之说，他们讽刺时事的诗歌，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献诗”直接诵于天子脚下。这些作品，包涵了中国早期士人悲天悯人的情怀，舍我其谁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后代文人学士直接继承了蕴含在大夫议政诗歌中的深层意蕴，并发展出中国诗歌的政教传统。与大夫议政相对的是“庶人议政”庶民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诗歌不可能像“大夫议政”那样直言吐露。面对统治者荒淫残暴之行径，他们确立了一套含蓄委婉的讽谏技巧，主要包括因借喻而不斥言、以丽辞写丑行、用对比达讽刺、讳饰以婉讽四种。它们为后代诗人袭用，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中蔚为大观的讽谏传统。

如《正月》一篇，作者虽然身份低微，面对衰败的社会现实，诗人却有着异乎常人的清醒，从而便产生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的巨大孤独感。

阮籍《咏怀》组诗中的迁逝之悲，祸福无常的感慨，正是《小雅》忧愤深广之情怀的再现，所以钟嵘谓其源出于《小雅》。

四、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从情的角度出发，在探究《诗经》抒情特质的基础上，总结出其整体上哀而不伤的“抒情范式”。喜怒哀乐之情在《诗经》之人伦领域中显现为一种温柔敦厚的特质，这种特质的呈现，主要借助于驰骋想象与曲尽其情的方式实现。这种艺术表达方式，皆为后代文学建立了抒发人伦情感的范式。

“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最集中的表现于《葛生》诗中《葛生》之悲，陈丧夫独居之悲，于五伦中属人情最惨痛者，即便如此诗人亦未一味哭天抢地、捶胸顿足地哭喊哀嚎。《葛生》诗中，女子夫婿撒手人寰，没有不能自已地哀伤痛绝，欲与同归，而只淡然道出，“百年之后，归于其居”的誓言，不见声泪俱下的光景，只有拙厚惋恻的深情，此种一生守候的倔强与坚持，情深之处让人唏嘘不已。

《诗经》中的爱情诗，因其中和蕴致之美而得到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孔子此言虽就《关雎》而发，然亦可用来概括《诗经》中绝大多数爱情诗的特色。男女之爱情抒发，其自然情欲多能以礼节制，故能“乐而不淫”而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特质，又决定了后代文学中爱情主题的走向，其“哀而不伤”的特性则一脉相承。所以，《诗经》中的言情特质，确立了一种以中和适度为美的抒情范式。

许多文人学者都循着路径，标举出《诗经》对某一具体诗人，某一个或某一类具体作品的影响，如钟嵘评：“《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曹植其源出于国风，宋代姜夔亦有类似言论：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

叶燮于《原诗》中曰：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诗经》与后代文学之所以“节节相生”“环之不断”的原因，正在于《诗经》中言说的内容，三千年而下的文人骚客亦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