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漱溟、辜鸿铭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浅析梁漱溟、辜鸿铭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作者：姜欣

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7期

摘要：辜鸿铭与梁漱溟同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对学术思想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两位学者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文化大变局之际，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势必造成多种民族文化冲突。面对这样一种文化困境，辜鸿铭与梁漱溟所秉持的文化保守主义，力图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中国独特的民族性，以振兴民族精神为己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未来中国的出路，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财富。

关键词：辜鸿铭;梁漱溟;中西文化观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传播，外来文化的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究竟该如何对待这股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该何去何从？各种思潮争相涌动，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思想，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中西调和论”，以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想等等。在这场中西文化较量之中，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振兴民族精神为己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未来中国的出路，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凭借着它雄厚资本以及先进技术强势传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现象，这种一味推崇外来文化的态度对理论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对理性认识西方文化造成了阻碍。如何在当代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树立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借鉴之处。

一、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优越论”

辜鸿铭祖籍福建惠安，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年少时前往德、英两国，作为晚清时期海外留学的学子之一，辜鸿铭虽接受西方文化熏陶，但与其他推崇西方文化的留学生不同，辜鸿铭在研习过西方文化之后，愈发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常年呆在西方生活的他尊孔复古，积极拥护满清封建统治，甚至提倡女性裹脚，他极力倡导“中国文化优越论”，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当中，辜鸿铭从中国的文化、妇女、语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人的精神体系，他把中国人与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作比较，赞颂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这个生养、哺育了我們的东方文明，纵使不如现在的西方文明优越，但它也绝不会比他们差劲。[1]”他认为，中国人具备着其他西方人所没有的美德，即深刻、博大、简朴、灵性[2]四种美德。中国人的生活更注重精神层面，也就是文化层面，就如同中国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重写意而非写实，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没有繁杂的宗教束缚之下，中国人形成了一套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学道德体系，被辜鸿铭称之为“道德教”。孔子在春秋时期，如同一个建筑师一般试图构筑起原本丧失的礼教，他留下的儒学经典被精通外文的辜鸿铭翻译成英文传至国外，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在中西文化观方面，辜鸿铭主张“中国文化优越论”，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尊崇孔子，重视传统道德

辜鸿铭对中西文化之别做过一番评价，他认为，现在的“新学”、对自由的追逐、对进步的热捧，都是西方人企图传入我国的文化，这些都是战争的源头。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之处就在于，欧洲文明和他们的学说流派教导人们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及其学说流派旨在引导人们先遵守道义而再追求名利。孟子曾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今西方列强为追逐一己私利而相互侵吞，是极其残暴不仁义的战争。辜鸿铭并非否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反对西方唯利是图，不重视道德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积淀下来的，而西方则充斥着科学与艺术的冲突以及宗教和哲学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之下无法达到文化的永恒感与安全感，文化总是伴随冲突而来，也注定会因为冲突的暂时停息而褪去。中国人对道德的维护，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更与神灵是否庇佑无关，而是出于自身的荣誉感，出于道德的理智，在儒学中的“君子”形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极力追求的榜样，而中国人的精神所在，就是那“充满想象力的理智[3]”。辜鸿铭认为，首先，中国人只有忠于传统文化，才能保留中国的文明，使它长久存在下去，“只有信守忠义，中国的政教才能被振兴，中国的文明才能得以保存。[4]”其次，要忠于君主专制，国家社会才能稳定，辜鸿铭虽然忠于清政府，但并非愚忠，“我并非是忠于曾对我们世家有皇恩的清朝皇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和中国的文明。[5]”如此忠于中国文明的一个人，在袁世凯上台以后，不畏强权直言不讳，猛烈抨击袁世凯，称之为“万代不可赦之罪人也[6]”。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是真正的尊孔复古，而是对中国文明的亵渎，“以政客欺百姓惑人心，以叛兵胁朝廷让国位，于是春秋大义亡[2]”。

（二）批判西学，但不盲目“排夷”

1919年7月12日，辜鸿铭在《密勒氏译论》上发表文章，大力抨击胡适等崇尚西学的学者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他认为中国人学习新学就是陷入了西方的陷阱，思想会被西方同化。胡适等人认为，文言文是一种死文学，已经无法再创造新文学，而白话文通俗易懂，更容易让不具备文学功底的人读懂报刊文章，这种言论实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辜鸿铭对此援引了罗丰禄老先生的名言，又引用法国人雷慕沙和英国外交官梅尔思的观点，以及将莎士比亚的一段诗翻译成文言和白话进行比较，表明文言文亦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艺术，对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文是死文学，推行白话文一系列言论只不过是在用溢美之词愚弄大众。在当时力主学习西方的浪潮之下，辜鸿铭能够站出来指出全盘西化弊端，极为不易，但是如果把辜鸿铭对胡适等人的批判视作对新文学的鄙弃，亦非客观。辜鸿铭并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攘夷”者，他肯定西方的现代文明，承认西方的先进之处，“西方人对现代科技的贡献是值得为人所称道的”，“我所厌恶的并非是如今代表现代的西方文化，而是西方人不顾仁义肆意滥用现代文明产

生的利器这一行为”。“欧洲人未曾发现他们一直在犯下的错误，那就是抛弃了道德秩序，一味的追求进步。[7]”

二、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早熟论”

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年少时钻研佛理，欲出家为僧，未能得志，而后致力于乡村建设，“与世人一同过生活”，从梁漱溟的生平经历来看，他与少年留学在外的辜鸿铭不同，梁漱溟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他将孔孟的儒家思想与佛教哲学、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梁漱溟终生都在致力于探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他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中国五大问题，即“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爽”，这些问题究其根源，就是中国文化的早熟。

（一）不同“意欲”造就不同文化

梁漱溟从学理层面剖析中西文化，指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8]”，将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看作为整个宇宙，“无尽的意欲和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组成了整个生活[9]”，而文化要以“意欲”为根本，通过“意欲”，他将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0]”，中国文化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11]”，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2]”，即“文化三路向”。这三种路向实际是在解决人的三大问题，首先是人与物、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以一个积极向前的姿态，征服自然、操控事物，才能保证人的生存;其次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自身内心的调节达到一种平衡;最后是人自身的问题，肉体与灵体、生与死、身体与心理等关系如何处理，既无法向外诉求，更无法向内解决，那么只有采取禁欲的态度，才能使自身从中脱离出来。这些意欲造就了三大不同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在还未经历第一路向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到了第二路向，便称为“早熟”。

（二）批判机械化礼教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本来是特别生动有趣的，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要生趣得多，只是因为历史太过悠久，以至于流传至今，生趣就渐渐淡薄了，就成了所谓的老衰[13]”。这些经过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制度虽然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有条不紊，但积重难返不可避免，再加之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严格宗教、刚直法律的国家，仅靠道德礼教约束使社会组织、秩序难成体系，松软却灵活。到了封建社會末期，礼教更加机械化形式化，原有的精神早已不复，“社会严厉的制裁和压迫那些怀疑、触犯，甚至是商量，而如今西洋文化传入，人们大受启发，从前的文化必然遭到厌弃和反抗。因为人们领会不到它所意味着什么，也不愿服从于这样的强制性的压迫，所以具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2]”。

三、辜鸿铭、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