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庄子的隐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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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孔子、庄子的隐逸思想
隐逸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发端于先秦,盛行于汉魏,风行于后世的各个朝代。隐士在传承和发扬隐逸精神的层面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用,他们或如儒家以邦之“有道”与否作为依据决定自己或仕或隐,或如道家顺应自然而追求身体力行的纯粹之隐,因而在隐士形象上千差万别。而孔子和庄子作为儒、道隐逸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隐逸精神值得一探。
标签:隐逸精神;隐士;孔子;庄子
隐逸精神发端于先秦之经典《周易》,盛行于汉魏两晋,风行于后世的各个朝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隐士在传承和发扬隐逸精神的层面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或如儒家以邦之“有道”与否作为依据决定或仕或隐,或如道家顺应自然而追求身体力行的纯粹之隐,因而在隐士形象上千差万别。而孔子和庄子作为同时期的儒、道隐逸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们对隐逸思想的理解也各有特色。
一、孔子之不得已的“无道则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其学说旨在经世致用,主张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也窥视到了孔子的些许隐逸情怀。也许隐逸情怀正是孔子不为人熟知的一面。
孔子的隐逸思想最具代表的就是《论语·先进》篇所载:孔子让诸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等人畅谈自己的志向。弟子们大多畅谈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位极人臣做相国之栋梁,或驰骋寰宇立不朽之功勋,谈的都是造福天下的大志业,比如子路、冉有、公西华;唯独曾点谈了“异乎三子者”的话题,他描绘了一幅畅游春天的美丽图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描绘的这幅画面充满了优哉游哉的闲逸之情。对前三位弟子的志向孔子基本上没有做出评点,只是对子路的“其言不让”做出了“哂之”的态度。但在最后通过曾点的追问,孔子才说出了各自回答中的不足之处。能看得出来,无论是和自己心志的契合程度,还是他们在表达上的谦恭与否,孔子对前三位弟子的回答不是很满意。而当曾点谈完自己的想法后,孔子感慨道:“吾与点也”。意思就是他赞同曾点的想法啊!这里没有多的语言,仅仅四字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他的归隐情怀。也许是因为他周游列国屡受打击疲惫所致,也许是他本身对这种田园式的自由惬意的生活就有一种彻底的向往,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里不允许将此放在第一位,他是要履行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的。不论如何,此时的孔子是坦诚地表露自我,他向往那种隐逸的生活。除此之外,他曾对弟子们说道:“予欲无言”,意思是他不想再对弟子们谈什么政治理想了。当子贡反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他说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种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溢于言表,他想用“天无言”的静穆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无奈和脆弱的心灵。以至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另外,从对楚狂接舆以及荷■丈人等的尊重或者称赞中都可以看出孔子对隐逸的人存有一种崇
敬和向往之情的。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乃是商朝的三位臣子,孔子对其态度都许之以“仁”。若用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来衡量这句话的话,似有不妥之处:比干作为一个文臣,他以死而谏的做法是符合儒家的基本态度的,但微子是逃逸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以隐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为何孔子也许之以“仁”呢?其实,从《论语》的其他章节我们能看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孔子对伯夷、叔齐的态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此处的“称之”意指称赞,表明孔子的态度是不反对他们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这种隐士情怀,甚至还有褒扬的意思。再如对因卫灵公昏庸而弃官归隐的卫国贤臣蘧伯玉的态度是:“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种不苟且为官的“壮举”在孔子看来是符合自己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隐逸思想的。
孔子虽倡导积极入世,从以上例证中我们知道孔子也有明显的归隐情怀。但是这与他的思想是不矛盾的,应该说是互为调节,相得益彰。孔子自始至终都活在这种的“矛盾”当中,千年的声声喟叹中又藏留着圣人的多少遗憾,我们不得而知。
这种归隐情怀的萌生归根结底在那个时代。孔子的时代是周之礼乐崩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里他力图恢复礼乐,恢复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社会,于是他积极入世寻求救世良方,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也曾豪情万丈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苦苦追寻却无奈于世道的污浊与坎坷、人情的冷漠无知给他沉痛的打击。原先宏大的人生理想和的政治愿望在错误的时代里全化为了泡影,于是乎,这些隐逸的情怀便从中萌生也属情理之中。
二、庄子之纯粹的解脱之隐
道家对隐逸思想的阐释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是一种彻底的归隐,纯粹的隐逸。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的又一大旗帜,在老子的思想中融入了独到的见解。当然,在隐逸思想上他也有新的认识。
在《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例证。许由、巢父等人能力出众却辞不受尧舜的天下之任而志在远离人尘去修行,此等高人是看透了人世,悟透了生命的真谛,他们不愿因此羁绊而失了操守,失了自由。这足以说明他们对心的适性的看重,即追求生命的自由与解脱。《庄子·让王》篇中的原宪虽居环堵之室,但是他不愿为功名所累。这在平常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环境下他仍然能“匡坐而弦歌”的行为实属难得,但是在庄子看来这是人人都应该追求的境界。当子贡向原宪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时,原宪以“宪不忍为也”这种近似沉默的语言对子贡的俗态以极度的嘲讽。原宪的心能净化到如此地步,全身心地隐逸,安贫乐道,实属难得。《庄子》一书中还写那些视权贵与功名为粪土的士子形象,如伯夷、叔齐对“加富一等,就官一列”的蔑视,不食周粟而亡,充分显示了对俗世的厌倦,
对黑暗与虚伪的蔑视。诸如伯夷、叔这一类人,他们心胸坦荡,自然适性不为物而役,是真真正正的洒脱。庄子对这些隐士形象的刻画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对自由向往而彻底的归隐的思想。庄子是一个彻底的隐者,他的隐逸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齐物”与“逍遥”为支撑的。“齐物”是指“万物一齐”(《庄子·秋水》),万物没有所谓的差别都是齐同的,所以追求所谓的名利就自然成了一种虚妄的行为,故而“不争”或“无为”就成了必然,所以全身而退地归隐于自然,与自然和天地精神遨游就成了庄子隐逸思想的核心。而如果“以物观物”就会陷入心为形役的牢笼而丧失人的本性。针对这些不良现象庄子说:“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他又说“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惑哉!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让王》)意思是说人们追求的这些心外之物其实是极其虚妄的,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庄子明确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以物易其性”,应当“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人格的纯洁性与自我的独立性。庄子又说只有将形体也放诸山野“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才能真正获得解脱,逍遥而游。这是将身与形都放在自然环境中的修行,此外他还强调通过“心斋”与“坐忘”的改造使人心,使之归于真仆、不造作继而归于自然的状态。他的这些主张是一种全身心的纯粹之隐,追求的是心的解放。
庄子与孔子相同的是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的不幸时代,“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野蛮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当他自己无力改变现实而且无望的情况下,他试图为自己、为人们找一条解脱的道路,即用精神上的自由来诗意地活着,在虚无的世界里他安放着诗意的灵魂。他将身心全部放下,全身心地去实践。
三、孔子与庄子隐逸思想比较
作为儒道隐逸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隐逸思想均启发于《周易》,只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演绎着。这两类隐逸各具特色,有本质上的区别。
孔子虽有隐逸情怀,但时刻关注着时局政治。在邦国有道时适而为官,建功立业,邦国无道之时则隐居起来,优哉游哉过悠闲的生活。这与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他的终极理想是“修己以安百姓”,“克己复礼”。他是将天下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对他来说隐逸只能解决个体的问题,而施行仁政才是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也只有通过施行仁政才是解决天下百姓的良策。他的隐逸是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暂时之选。说到底,是由于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在孔子的生命里荡气回肠。
而庄子则就不一样了,他的隐逸是一种对人世间种种不合时宜现象的揭露和嘲笑,也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他追求与天地精神交游的那种适性的纯粹的隐逸,是心的自然的回归。所以庄子的隐逸里面包含了一种生命感和高度的理想状态,是人生自觉的追求。他的境界是“一种近乎‘涅’的美丽的‘死亡’”,“从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