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外逃的宏观分析

中国资本外逃的宏观分析
摘要：资本外逃的概念在国外经济学界已经有60
多年的历史了，而我国对资本外逃的研究却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

危机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外逃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的研究自上世纪末悄然兴起。

但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人民币升值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外逃上逐渐向资本的内流转移。

而众多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因素只是影响资本外逃的一个方面,资
本外逃增长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过程。

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关注资本外逃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资本外逃测算模型规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4-4914(2008)05-067-03
中国资本流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正常的资本流出，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二是非正常的资本流出。

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是资本流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而言的。

一般来说，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是指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规定所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这种资本流出活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进行。

在中国，非正常的资本流出可包括两种情
况：国际投机资本流出和国内资本外逃。

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出主要是指资本外逃。

一、资本外逃的特征
首先，资本外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

资本流出或资本外流是相对资本流入或资本内流而言的，它主要描述资本流动的方向；资本外逃不仅描述与资本外流相同的流动方向，而且还重点表明这种资本流出是为了某些特殊的动机：或逃避风险与管理机制，或投机获利。

由此可见，资本流出不仅包含了一般性的资本外流，也包括资本外逃；而资本外逃只是资本外流的一部分。

其次，资本外逃是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相冲突的产物。

如果从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角度来看，资本外逃通常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资本稀缺，资本外逃会损害政府的经济目标、降低社会福利和国民效用。

但是，资本外逃未必就是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一方面，如果从微观经济目标角度来观察，资产的相对收益和风险，即盈利性和安全性是投资者考虑其投资组合的出发点。

当国内资产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风险上升时，或国内资产的风险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风险上升时，投资者必然减少其资产组合中的国内资产
比重，相应增加国外资产的比重。

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正常的经济行为，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外流就属于正常的经济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资本边际效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资本流动就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动，而资本外逃则正是逃避较高风险的、追求较高收益的资本外流，因此，也不能将其视为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再次，资本外逃未必都是非法的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决于一国资本管制的状况。

在没有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由于资本外流不受限制，即便出现某种异常风险而导致资本大量外逃，这种资本外流也是合法的；在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大部分的资本外逃是为了逃避资本管制、非法转移，但也有一部分外逃的资本变相的以合法形式流出，这种现象在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管水平低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因此，如果仅以资本流出与否来判断是一般资本外流还是资本外逃是片面的。

二、资本外逃的理论
资本外逃也称为资本逃避。

对于资本外逃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外逃的动因有众多的解释，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
1.动机理论。

主要是根据资本外逃的动机来对资本外逃
进行界定。

金德伯格(Kindle Berger)在1937 年其经典著作《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产所有者因恐惧和疑虑所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

这里的“异常”是指资本由高利率国家流向低利率国家。

此后，杜利(Dooley，1986)、卡丁顿(Cuddington，1986)、德普勒和威廉姆森(Michael Deppler and M artin Williamson，1987)等人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多利认为：资本外逃是居民希望获得不受本国政府当局控制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的愿望推动的资本流出；卡丁顿认为，资本外逃是短期投资性资本的异常外流，它不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对以下因素做出迅速反应以获取短期收益：金融风险、预期资本管制、通货膨胀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德普勒和威廉姆森认为，资本外逃是资本所有者因担心资产存放于国内遭受损失而取得的对国外非居民的一种要求权。

布朗（Brendan Brown）认为，资本外逃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资金抽逃到国外，以寻求更大程度的安全。

资本外逃背后的推动力包括实际存在的货币不稳定，或担心可能出现的货币不稳定、没收性赋税、战争和革命。

这种现象的例子在以往几个世纪都可找到。

在20世纪，资本外逃的频率和严重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动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外逃是居民为逃避风险、逃避监管或投机获利而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

2.国民效用理论。

国民效用理论也称福利损失理论，是
将国内资本的流出所造成的资本损失与国民效用的降低相联系来定义资本外逃。

世界银行曾在1995年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

托尼尔（Tornell,1992）认为资本外逃是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萨克斯（Sachs,1992）认为，在发达国家将国内财富投资于外国时，人们称之为投资多元化，当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时，则称之为资本外逃。

由此可见，国民效用理论是从整个国家财富的角度来界定资本外逃的，即资本外逃是国家财富的损失，它大大降低了社会福利和国民效用。

3.不对称风险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本外逃是由于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而产生的。

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国经常发生的外债与资本外逃同时增加的新现象：一些国家存在国内资本外流与国外资本内流的现象；在一些国家，流入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成为外逃资本的来源；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即外流的资本在国外转换为“外资”身份后，又重新回流。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对资本外逃的概念作出不同的释义。

国内学术界的对资本外逃各有说法，但主要是沿着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分
析的。

比较有影响的是宋文兵（1999）、韩继云（1999）、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李晓峰（2000）、杨海珍和陈金贤（2000）、杨胜刚和刘宗华（200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比较新的一个理论是莫晓芳、李俊霖（2006）提出的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资本控制理论。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The Mundell-F1eming Model)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动态机制的重要发展。

此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当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资产存量的变化(特别是货币供给的变化)会改变经济的均衡状况，最终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引申出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完全的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要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同时又要保持汇率的稳定，那么它只有实行资本控制。

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为我国实行资本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实行资本控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中国政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又要采取自主的货币政策以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因此不得不对资本的流出和流入、特别是资本流出实行控制。

因为在宏观层次上，持续的资本外逃可能使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逆转，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井将直接削弱资本控制对套利与投机活动的限制，对现存的外汇体制与政策带来很大的冲击。

当资本控制处于失控或
半失控状态时，当局将不得不在固定汇率目标与自由货币政策之间做出选择。

在微观层次上，巨额的资本流失将降低国内厂商创造就业的能力，并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加剧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扩大社会矛盾。

其次，资本控制常常是为了维护金融抑制的体制和通货膨胀的税基。

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以知道，资本控制可以避免国内利率受世界利率的制约，从而使国内有货币自主权；另外，资本控制一方面能够限制居民拥有国外的资产组合，另一方面又限制非居民拥有国内的资本组合，从而维护政府对本国金融活动、金融收入和金融财富的课税能力。

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控制是一种内生的结果，它是中国政府选择了汇率的稳定和货币自主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措施。

三、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特别是资本外逃的规模，已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国内有众多学者对中国资本外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测算，李庆元、田晓霞（2000）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

李庆云、田晓霞在对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时，仍然主要采用涵盖范围较全面、操作性较强的间接测算法，并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间接测算法本身存在
的缺陷，对间接测算法的估算值进行了四项调整，即对资金来源项高报或低报部分的调整、对余额B中包含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流动进一步剔除、对余额C中包含的居民境内外币资产部分进一步剔除、对余额法漏计的资本外逃部分进行估算。

1982年至1999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外逃额累计约2329亿美元左右，年平均约为130亿美元，即中国每年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有130亿美元左右。

1997年和1998年中国的资本外逃额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峰，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资本外逃的状况仍十分严重，据有关测算，2000年又高达480亿美元左右，比当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一些资本还采用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方式外逃，所以利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的结果不能涵盖所有的资本外逃，实际上的外逃资本额比估算的还要大。

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资本外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测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施奈德（Benu Schneider ）。

施奈德在2000年用世界银行剩余法即间接测算法对全世界111个国家自1988年到1994年7年的资本外逃进行了统计。

由于施奈德收集的数据较为齐全，统计结果与同时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发展也较为吻合，比较接近实际，可信度较高，所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被
广泛引用。

根据施奈德的测算，1994年全世界资本外逃约1224亿美元，其中中国资本外逃达242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的1/5，位居榜首；1988年至1994年的7年间，中国累计资本外逃达981.18亿美元，而这仅仅是静态的估计，如果加上1 0%的利息，则该期间资本外逃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100亿美元。

根据间接法，统计得出如下之“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

由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可以看出，中国各年的资本外逃额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从资本外逃的总量来看，考察期的18年间，资本外逃累计达到8538.89亿美元，平均每年约474.38亿美元。

(2)我国资本外逃的总量较大，且各年度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明显。

因此，要充分重视资本外逃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3)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在1998年达到一个高峰，1999年又明显下降。

主要原因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时境外资金混入我国套取利差、汇差，或进入A股市场炒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形势发生变化，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导致境外“热钱”在1998年大量抽逃，国内资本也有一部分避险性质的资本逃逸。

(4)2001年之后，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大幅度上升，按照这个趋势，中国的资本外逃形势不容乐观。

(5)由中国的资本外逃与实际利用外资、外债余额、GDP的平均
比例关系可以看出，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去了。

而且中国资本外逃占GD P的平均比重大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和阿根廷，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国际支付危险，主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使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外汇储备充足，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

综上所述，我国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尤其在1997年以后，无论那种测量方法都显示我国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平均值为356.4亿美元，分别占到我国同期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和FDI的19.5%、58.4%和71%。

这说明我国从正常渠道每进入100 美元资本就有58美元以上的资本以非正常途径从我国逃逸。

虽然2002年以后我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联合国2003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第6大资本输出国)。

但规模巨大的资本外逃无疑将严重影响我国的资本积累、财政税收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

虽然近期在人民币升值的事实及其预期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有大量热
钱涌入我国，但许多研究表明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制度方面，与汇率的关系相对要小得多。

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巨额外资流入的同时伴随巨额的资本外逃。

所以说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外逃对我国危害之大及原因的复杂性。

我国相关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资本外逃的问题。

1．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

只有在法律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才能稳定私营业主对政策的信心。

从立法层次上确立私营企业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感，才能预防私营企业的资本外逃现象，并造成对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信心激励，化解其财产在国内积聚的政治法律风险。

同时在各项规章制度上也要消除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待遇差别，消除对私营经济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性政策。

通过对私营经济在法律关系上的调整，明确对其产权之保护，规范对私营经济的平等待遇，必然能有效制止私营部门资本的外逃并为国内建设积累物质资本。

2．加强反腐力度，加大对走私贩私等不法行为的打击。

对于外逃资本中通过非法手段积聚的资本要从源头上予以制止，因为这些资本从产生开始就是非法的。

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监督，预防国有资产向私人部门的流失。

3．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

资本之所以能够外逃，就是因为我国在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上存在着
一些漏洞和不完善之处，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从而为资本外逃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要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切断资本外逃的渠道。

在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的同时，应大力调整经济法律利益关系，积极推进整体经济改革，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4．要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

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能够减少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创造高的收益预期，因而能够加大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减少国内资本外逃的驱动力。

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金融监管的水平。

政府要积极培育短期货币市场，加强外汇市场的建设，从而降低金融抑制水平，发展本国的金融市场。

5．及时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

从“政策优惠”向“市场导向”转变，依靠有效的市场，
高效的管理，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减少“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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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莫晓芳,李俊霖.我国的资本控制：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6(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