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_道统_问题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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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潘志锋
(广东警官学院,广东 广州 510260)
[收稿日期]2008-07-08
[作者简介]潘志锋(1967-),女,河北邢台人,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
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关键词] “道统” 道统观 综述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8)11-0187-06
一、关于“道统”、“学统”、“治统”、“政统”的界定及其间关系
儒家与道家均有关于“道统”的说法,儒家的“道统”指儒家学说的传承谱系,道教的“道统”指道教宗师的谱系。如庄严出版于1929年的《道统源流》即是论述道教的“道统”。
关于“道统”的涵义,钱穆认为,从历史文化大传
统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1]
。针对程朱的“道统”,钱先生认为其虽有开价值与世运的莫大功
绩,但也种下了更“窄而高”的学术门户之见,因而是一种主观的、单传的、甚为孤立的、脆弱而易断的“道
统”[2]
。蔡方鹿认为“道统”是维系道之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则是“道统”所传授的内容。蔡方鹿区分
了“中华道统”和“儒家道统”两个范畴,认为中华道统思想是指广义的、在整个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贯通古今、包含甚广、广泛影响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道的理论和道的传授形式及其发展演变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道统为主体,也吸收和借鉴了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乃至外来文化的有关思想。其理论构成包括:仁义之道、中道、内圣心性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十六字心法、以天理为道等[3]。郑彝元认为“道统”是古
圣传下的宏观文化哲学思想,它以“三才贯一、执两用中、内圣外王”为内涵[4]。牟宗三认为道统指“德性之学”之统绪[5]。罗义俊认为儒家道统观是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它属于文化大
范畴,所涵括的基本内容有四层:(1)中国文化的来路和源头;(2)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3)孔子是儒家这个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4)孔子之前,道统与政统混二为一;孔子之后,道统与政统两分[6]。
狄百瑞以“心性之学”来解读中国思想发展史,认为把宋明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时代误置”,程朱学说也是“心性之学”。他把正统分为三类:官方正统、哲学正统、新正统(自由派正统)[7]。韩德森指出,程朱在明清两代固然是国家正统,但它作为思想正统,则受到若干挑战:首先,在程朱正统内部有分化和歧出;其次,程朱正统始终未统
一思想界,不像天主教能统一西欧[8]。
潘志锋认为,“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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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008年第11期(总第161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 GXI SHEHU I KEXU E
NO.11,2008(Cumulatively ,NO.161)
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为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9]。
詹康把20世纪后半期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儒学对道统观的态度分为三种:(1)宋明道统观之史学化,以狄百瑞和韩德森为代表;(2)宋明道统观之现代化,以牟宗三为代表;(3)道统观之创新,以钱穆、杜维明为代表[10]。张开焱认为,所谓的道统,可以理解为具有权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有关人生、社会、历史、宇宙之道的学说体系,以及对这种学说确认、继承和发扬的规范和体系[11]。
从这众多的说法中显示出“道统”概念的复杂性。但总体来看“道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统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大传统,狭义的道统指儒家文化的传承统绪。
我国古代有许多以“统”来表达的概念,如“道统”“政统”“学统”“史统”“血统”等,在这些概念中,“统”有着共同的词义内涵,那就是某种具有权威性的“规范”和“原则”以及对之的传承传统[12]。
关于“学统”,张岱年认为是指民族学术传统,它总合不同派别、不同学科的学术传统,可分为几个层次,包含哲学传统、史学传统、科学传统等[13]。牟宗三则把“学统”仅限于“知识之学”的传承统绪,进而认为中国只有学统之端绪,而没有形成真正科学之统绪[14]。“政统”和“治统”二词在学术界多混用,且同指帝王政权之传递而形成的统绪。牟宗三则对“政统”作了特殊的界定,认为政统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它包括贵族制、君主专制制、民主制三种形态[15]。陈劲松认为“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16]。
在“道统”与“学统”的关系上,一般认为学统比较宽泛,道统则特指居于正统地位的某一学说的传承统绪,因此,道统隶属于学统,它是众多学术传承统绪中的一种。方东美则认为应该以学统代替道统,避免因强调道统而带来的负面影响[17]。关于“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孟子・尽心上》中主张“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明代吕坤在《申吟语・谈道》中也提出了“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钱穆认为教统尊于治统,道统尊于政统[18]。牟
宗三认为道统是政统、学统之基础。郑彝元认为政统依存于道统[19]。
二、关于各个历史阶段道统论之研究
(一)关于上古至唐代道统论的研究。蔡方鹿和郑彝元都把道统的起源推至伏羲、神农。郑彝元还把中华道统的传承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上古伏羲开创期,中古黄帝鼎盛期,近古老孔传承期,各约占两千五百年。三代以前,华夏文明以内圣外王的道统持世,春秋以后,道统开始被割裂,老庄重内圣,孔孟荀重外王[20]。刘泽华、侯东阳认为,黄帝、神农经过战国中后期诸子的宣扬,到汉代已被确立为帝王之宗,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在理论上也需要统一的帝王之道,于是以黄帝为宗的道统观就应运而生[21]。
张之锋对孟子的道统与政统思想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孟子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王,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22]。
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从古至今都倍受争议。路德斌认为,孟荀之间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二人同为儒家,其基本价值理念和信仰是相同的,只是他们在阐发、推行儒道的方法或途径上是不同的,因此荀子也应被视为醇儒[23]。王中江也认为,无论从儒家学统上还是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24]。
韩愈的道统论相对来说是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章权才认为韩愈的道统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道”是中国自身之道,是中国先贤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传统;二是强调思孟学派的正宗地位;三是强调韩愈自身是孟子以后的第一续传。道学即明道之学。韩愈的道论对宋明经学的影响表现在:促进了宋以后明道思潮的泛起;导致孟子地位在两宋以后急剧提升;促使两宋以后退五经尊四书局面的形成[25]。叶斌柱认为韩愈强调道在个人身上的两种体现:内心之仁和外在表现,道的发动点在于个人的本心之诚,道的目的和实现则在于修齐治平。韩愈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中提炼出“有为”与“治心”两个主要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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