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美学

1.人物简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生于当时属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Stagirus)，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18岁时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先入伊索格拉提斯的学校，接着转入柏拉图学园，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之久。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不久受邀去作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便返回雅典，在一个叫吕克昂的地方另办了一个学园，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Peripatetikos）。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去。次年亚里士多德病逝。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古代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述据说有一千多种，已查到目录有360多种，涉猎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诗学、修辞学、植物学、动物学，还有《论灵魂》、《论天》、《论生灭》、《气象学》、《动物志》等著作，内容不仅遍及当时的所有知识和学术，而且还为后来几千年的历史奠定了基本的学科体系，具有法典的地位。

同时，由于众多实验性科学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带来了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即“分类”研究。他把科学分为三类：

1）理论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

2）实践性科学，如政治学、伦理学等；

3）制造性科学，如诗学、修辞学等。

这种分类方法也贯穿在他对某一学科的研究中。这个方法成为后来几千年各种科学研究的范式。作为柏拉图的得意门生，其思维风格与柏拉图迥异。诚如罗素所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许多方面和所有他的前人都非常之不同。他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地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有系统的，他的讨论也分门别类，他是一个职业的教师而不是一个凭灵感所鼓舞的先知。他的作品是批判的、细致的、平凡的，而没有任何巴库斯激情主义的痕迹。柏拉图思想中的奥尔弗斯成份在亚里士多德里面被冲淡了，而且被掺进了一剂强烈的常识感。”

2.美学思想：

朱光潜先生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时说：“最显著的是他从生物学里带来了有机整体的概念，从心理学里带来了艺术的心理根源和艺术对观众的心理影响两个重要的观点，从历

史学里带来了艺术种类的起源、发展与转变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其美学思想主要在《诗学》、《修辞学》、《形而上学》以及《政治学》等著作中。具体说来，其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模仿的意义：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

《诗学》是亚里士多德专门讨论悲剧、喜剧和史诗的著作，

论艺术的著作。它通过对大量悲剧、喜剧作品以及荷马史诗的分析，

《诗学》开宗明义，指出诗的本质是“模仿”，他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我们知道，“艺术是模仿”是古希腊的传统说法，问题在于，模仿艺术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是与“真理隔三层”，是“影子的影子”？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能否成立？

在这一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他认为“理念”论充满内在矛盾。对此，亚里士多德做出了如下阐释：

1，“相”实际上只是个别事物同名的类，这种类不能解释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也不能解释否定的事物（恶）。

2，一些污秽之物的“相”也是难以想象的。

3，从根本上说，如果“相”是与个体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于个体事物之外，便会出现一种逻辑上的困难。“第三个人”理论。

因此，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能成立，“理念”的世界也不能存在。他认为：“自然就应当是在自身中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之形状和形式，这种形状和形式除了在原理和思想上外，不与事物相分离。”感性现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相”的模仿。真正的实体就是个别事物，比如苏格拉底、关羽的赤兔马等。而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人”，“赤兔马是马”时，“人”和“马”的概念是对前二者的描述，是苏格拉底和赤兔马的属性。因此，实体是一切谓词的载体。这种实体，又叫“第一实体”，而属性和种类等范畴，又叫“第二实体”。只有“第一实体乃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实体”。事物的属性和本质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概念所包含的一般意义就在个别事物之中。

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一般就在个别之中，从而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就艺术来说，尽管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是，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还要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达到真理的高度。所以他说：“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歌活动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也就是说，诗与历史的区别不是形式的因素，而是内容的不同。关键是，诗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描写事情的。什么是“必然”？

他说：“如有B就有A，如有C就有B；假令C不是偶然存在而为必然存在，则凡以C为因者，B亦将成为必然，节节之因引起节节之果，直至最后之果而后已（……）。于是，一切将尽成必然。”

“可然律”则指未发生的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所遵循的规律，它内含“必然律”。亚里士多德：“‘可能的’一义就是那个并非必假的。另一义就是那个真的，又一义是那个可能是真的。”这三方面都具有真实的因素。因此，在诗人所描述的事中，纯粹属于偶然性的东西就消失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可然律和必然律”是衡量艺术的一个根本标准。在悲剧中，他要求情节的安排，首先要合乎“可然律和必然律”。同样，悲剧性格的塑造也“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作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艺术在模仿现实的时候，还不能拘泥于现实。“有时候，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因此，悲剧可以虚构人物。例如《安透斯》甚至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其中事件也是虚构的，可仍然是成功的。就像绘画艺术一样，优秀的肖像画家们并非只求刻肖模特儿。

亚里士多德说:“因此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

与柏拉图不同，他所谓的天才，就是一般诗人和艺术家所需的天才，而不是柏拉图所谓的爱智者或哲学家的天才。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艺术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这个观点，不仅肯定人们的历史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还要求艺术的理性内容必须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具有统一性。

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艺术如何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问题，以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