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声音]哈耶克诺贝尔演讲：知识的僭妄

僭妄jiàn wàng [usurp] 在旧社会冒用上级的地位和名义,被认为超越本分

“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哈耶克

这篇演讲的特殊场合，再加上经济学家们今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使我几乎无可避免地选择了这个题目。一方面，不久前（1969年），刚刚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过程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这个过程，在一般民众的看法中，经济学己经赢得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威望。另一方面，目前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沾沾自喜：我们的学问已经引起了一大堆麻烦。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这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s）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关于这种往往被人称为“科学”的方法，我在大约30年以前就曾说过，“就科学一同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今天我首先想解释一下，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如何直接导致了最近的经济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我曾与之论战的理论，是一种有关正确的科学方法的错误观念的产物。但是在过去30年里，它一直指导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它固执地认为，在总就业与商品及服务的总需求规模之间，有着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这使得人们以为，只要把货币支出总量维持在适当水平上，我们就能够永远保证充分就业。在为了解决广泛失业而提出的各种理论中，这或许是可以用强有力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持的惟一理论。但是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照这样的理论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害的。

这使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在经济学中，以及在研究的现象十分复杂的其他学科中，我们能够取得数据进行研究的方面必定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那未必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般认为，而且也很有理由认为，对受观察的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任何因素，其本身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观察和计算的。但是，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着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其原因下面我还会作些解释。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对他认为重要的事项，能够根据不证自明的原则进行计算，而在社会科学中，碰巧有个事项能够进行计算，往往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事项。它有时会达到这种地步：要求找们的理论必须只用可以进行数量计算的语言加以表述。

很难否认，这种要求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作了十分武断的规定：人们常常十分幼稚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科学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却引起了一些荒谬的后果。我们当然知道，在谈论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计算的，对于它们，我们仅仅具有很不精确的一般知识。由于这些事实在任何具体场合中的作用无法用量化证据加以证实，于是那些发誓只接受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的人，便对这些事实不屑一顾，他们因此也生出一种十分惬意的幻觉：他们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惟一相关的因素。

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以此为标准，有可能存在着助长错误理论的更“科学”的证据，因为它比正确的解释更“科学”而被接受，至于正确的解释，却因为不具备足够的量化数据而披否定了。

为了对这种情况作一说明，让我简略谈谈我认为是造成广泛失业的主要的实际原因一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今时髦的理论所推荐的通贷膨胀政策，从长远看无法治愈这种失业现象。在我看来正确的解释就是，在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分布与这些产出的生产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对于使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供需达到一致的那些力量，以及出现这种一致的各种条件和有可能妨碍这种调整的各种因素，我们具有相当不错的“质的”知识。在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中，分立的步骤有赖于日常经验中的各种事实。凡是不怕麻烦从事这种论证的人，对于这些有关事实的假定或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谁会表示怀疑。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失业表明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为垄断或政府的价格锁定），为了在所有部门恢复劳动力的供求平衡，有必要改变相对价格和转移一部分劳动力。

但是，当问到我们有关价格和工资的具体结构——为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顺利地不断售出所必需的结构——的量化证据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对于我们不大准确地称为均衡的状态赖以自动形成的一般条件，我们是了解的；但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假如市场达到了这种均衡，具体的价格和工资会是怎样一种状况。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由市场确定的价格和工资会使供需达到一致。但我们绝对无法提供统计学的资料，用以揭示现行的价格和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可以使目前的劳动力供应被不断售出的水平。可见，对失业原因的这种解释，从它可以被证伪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经验理论——例如，如果货币供应持续不断，普遍增加工资就不会导致失业；但它肯定不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有关工资率或劳动力分布的具体的量化预测的理论。

不过，在经济学这个领域，我们为什么必须为对某些事实的无知作出解释呢？须知，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肯定会期待科学家提供有关这种事实的准确知识。对自然科学的范例有所体验的人，会对这种立场十分不满，会坚持他们在自然科学中看到的证实原则，这也许不足为奇，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已简单说过的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本质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以竞争过程为例，只有当它在相当多地行动的个人之间进行时，才会产生一定的结果。

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出现的问题相互类似的自然科学领域，克服困难不必利用有关个别因素的特殊知识，而是可以求诸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各种特征之出现频率或概率方面的相关数据。但是，只有当我们处理的对象是瓦伦·韦弗博士（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所说的“复杂的无机现象"，而不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应付的“复杂的有机现象”时，以上做法才是正确的。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差别，理应有更全面的理解。这里所谓复杂的有机现象，是指结构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其中个别的特性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并且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释这种结构的运行时，不能用统计数字取代有关各个因素的知识；如果我们打算用我们的理论对个别事件作出预测，就要对每个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备这种有关个别因素的专门知识，我们就只能限于作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模式顶测(pattern prediction)，即对自发形成的结构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预测，其中不包括对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