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传播效用

浅析新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传播效用

——以近年来多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为例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及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面临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考验着各届各级政府，同时这些问题也都关系到了基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社会矛盾通过网络迅速聚合，发酵、扩散、爆发，形成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没有预先得到有效合理的管控和解决，最终产生了无法预想的严重后果，使整个社会不堪重负，濒临垮塌。

近年来，境外各地都相继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类似事件，这类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该国的政治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已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革命。以2010年至今仍未消停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经久不息的香港“占中”行动；2012年广东“乌坎事件”等为典型代表的重大事件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其结果来看，类似的这些事件不是简单的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潜伏阶段，其中隐含着非常巨大的必然性。然而在其爆发的阶段却是很短的时间。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发起时就有超过两千人参加，这说明在事件发生的背后必有一只强有力的推手在起作用。

新媒体的普及使得话语权朝着普通民众扩散，监控信息、管制言论变得日益困难。从“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东国家来看，新媒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公民素养的提高，还直接推动了整体事态的发展，互联网尤其是脸谱网、推特等社交网络和手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波由新媒体造就的浪潮已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和相关领域研究者不得不充分关注的重大论题。

借助于新媒体，普通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借助便捷的传播渠道获取新闻、信息，随时都可以利用某一个时间片段“在线”来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件，接近事件的真相，而对政治事件了解的同步性和及时性，使得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议论时政、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同时，不必再借助于纸质媒体、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体手段，新媒体的普及使得获取新闻、了解动态的方式更为廉价和便捷，以微博、微信、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无时无处不在，使得民众不必一定在特定时间通过特定渠道才能获得信息。这种类似于直播节目的传播方式很容易吸引大批近距离的关注，在一定时间段内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热点，点燃公众的热情。

所以，在这些事件中新媒体的首要功能和作用就是赋权。“媒介是人的延伸”，福柯的“知识/权力”转换理论认为，传播是一种权力话语，社会的分工使得少数的精英人物获得了信息。知识话语的垄断权，未知的受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话语权的垄断模式，微博、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在某种意义上释放了民主权利。在新媒体革命的冲击下，由于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便捷化，精英和大众之间在技能水平上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仍然持续存在，但差距却在大幅度降低。因而尽管精英们将继续控制媒体资源、通讯手段和决策过程，但是，为得到各项社会技能不断提高的公众的支持，

他们不得不接受公众的限制和监督。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精英对普通人群的赋权，赋权的结果就是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们以极高的兴趣参与到一件事中，并将其无限的扩大化。

第二，通过新媒体聚集起来的人群之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关系较为松散的，不固定的，即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弱连接”，而不是以亲人，同学，朋友为主的“强连接”。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占领华尔街”，新媒体把这群拥有简单的“弱连接”的人群紧密的团结起来了。平时，这群人仅仅是给某一条消息以“赞”、“顶”、“转发”等评价或推动扩散，而今，新媒体有了极为有力的群众动员的政治传播功能。可以说新媒体在渐渐改变着原有的传统的政治传播方式，“弱连接”发挥着“强作用”。

那么，这些作用又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呢，使用新媒体的人们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事实上，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早已把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角度予以置换，同时又发挥了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典型的以2011年9月21日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例。在“乌坎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中，被誉为“乌坎少年”的张建兴总是及时的把乌坎发生的一切向外“捅出去”，告诉大家乌坎在干什么，他是乌坎对外的炮手，乌坎的大大小小一切事情经由他的报道向世界传播开来。他用的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视频录像，图片标语，人们的言论经过他的炮口聚焦了整个世界的目光。在大陆内部，人们看到的只是政府消息，而真正的事实真相只能通过境外记者媒体们展现出来。张建兴经常做的是发帖然后让人们讨论，大家热火朝天的激辩有时还会给张建兴以灵感，他也会时不时的会“引导”一下子，他时刻关注的就是这些“舆情”。他让这些“舆情”紧紧围绕着乌坎，围绕着自己最初设定的路线走下去。最终让整个事情在全社会公开化了，促进了事件的解决，“乌坎少年”在其中功不可没。甚至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如此看来，乌坎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与受众见面的，也是这样被解决的：第一，他利用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引导着事件的走向，引导着受众关注的焦点，他控制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新闻源，境外的媒体记者纷纷找他要素材。第二，他利用新媒体将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完全的置换了一遍，把事实真相全面而又直观的展示出来，这是传统主流媒体没有也不愿意关注的。整个过程中，传统媒体的权威已经丧失，而是转让给了新媒体，新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威信和能力。

所以，新媒体在政治事件中的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继续产生相当大的作用。这种有效的以社交网络为平台的宣传活动在整个过程当中挑战了主流的新闻议程的权威性 ,提供与官方媒体不同的议程 ,甚至更换了官方媒体设计的报道角度,最终推动了事件进程。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即是革命的加速器。在“阿拉伯之春”中，新媒体如同一个炉灶，要想引燃它还需要干柴和烈火，这干柴烈火就是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实和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不满情绪。新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它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如今，中国的社会即是一个危机社会，这甚至就像一个危在旦夕的火药桶。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北京时间），在中国多个大城市的闹市或广场、澳门、香港，部分海外地区和台湾同时突然进行了集会活动。据悉，“克服对专制暴力的恐惧，勇敢表达自身愿望，从而加快中国民主转型进程；以互联网关注力量，集会围观改变中国”是这次活动的主题。此后举办者宣称活动固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