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对分子人类学的看法

考古对分子人类学的看法
以“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定论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再次遭到考古学界的质疑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

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

通过分析其中的遗传物质DNA，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现代女性的基因都来自一位妇女，她生活在大约14.8万年前的非洲；而现代男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父，他也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

进一步的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5～10万年前非洲人进入亚洲和欧洲；而生活在中国的原土著——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都在新居民抵达前灭绝了，他们没有留下后代。

分子生物学得到的这一结论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它似乎帮人类找到了真正的亚当和夏娃。

然而，自从这一结论问世以来，它就和传统的古人类学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化石分析显示，至少在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地区，15万年前的“土著文明”一直连续到了现在，并没有被来自非洲的外来文明所取代。

2005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公司联手，启动了一个历时5年、由私人赞助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其目的是描制人类迁徙的路线图。

由于这个项目采用的研究手段依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且似乎暗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已成定论，该计划再次在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绘制“基因地图”
“寻找人类起源计划”首先要收集世界各地大约10万个人的基因样本(其中我国大约2万份)。

科学家将使用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计算机，对这些DNA样本进行分析，最终绘制成一张人类万年迁移图。

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众多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一计划。

作为研究者之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卢大儒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访。

“我们的目的是绘制遗传结构图，就是把每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有序地分化出来，再根据地理板块划分，把人类的遗传结构关系(亲缘远近关系)梳理出来。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的‘根’，把‘根’和‘枝条’所在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进而找到人类祖先迁移的过程。

”卢大儒解释说。

“我们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共同祖先，只是时间把我们给隔开了，”该计划的领袖、美国科学家威尔兹说。

卢大儒也说，根据基因分析，实际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祖先距离我们非常近。

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遗传信息的变化有连续性，一定的隔离群体有一定的遗传结构，一代到一代之间，基因的变化有一个恒定的速度。

如果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之间的遗传距离可以估算出来。

“如果我们都来自于元谋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应该有50～100万年。

但实际上，中国人任意两个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5万年。

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年，我们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

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1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的分离时间也就只有5000年左右。

”
根据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4～6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通过西亚、南亚进入中国。

欧洲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分几拨进入。

而现在，“寻找人类起源计划”要把原先得到的结论做得更细，依据遗传标签，研究者要绘制一张详细的人类迁徙的“基因地图”。

10万个基因样本要覆盖全球所有的族群，因此确定采样对象将异常严格。

该计划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由遗传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综合考虑共同确定哪些种群和群体必须要采样。

按族群分配到当地之后，再由当地专家细化落实。

中国的56个民族都将被覆盖到，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要细分，例如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将被分别采样。

采样目标倾向于男性。

卢大儒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的DNA中既有反映父系血统起源的Y染色体，又有反映母系血统起源的线粒体，而女性的DNA不能反映前者。

基因方法研究人类起源不可靠？
然而，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甫一出来，就遭到了传统考古学界的质疑：该计划采用的依然是纯基因技术，并且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现代人类由非洲迁出”，因此又引出一个争议。

考古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认为，如果两个前提——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实可靠；现代人类的确起源于非洲——不成立，那么，这个计划根本毫无意义。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认为，用分子生物学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起源这一古老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方法本身有缺陷，还处于初期阶段。

高星研究员介绍说，分子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很多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一个假说是：新的人类到达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当地原先的居民发生基因的交流。

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者认为，末世冰期(即最后一次冰期，从大约13万年前开始，一直持续到1万多年前)使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原有人类都冻死了，非洲人走向其它地区时都是进入无人之地，所以不可能跟原有居民发生融合。

“但我认为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知道，近70～80万年来，地球出现了几次的冰期和间冰期，末世冰期并不比以前的冰期还冷，而到这个时候，人类的技术、文化、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以前更冷的冰期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冻死呢？”高星说。

同样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也表示了和高星同样的观点。

他告诉本刊记者，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长江以南，甚至于黄河流域，冰期还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

在河南郑州的织机洞，近年就发现了末世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器；浙江桐庐还发现了那时候的人类头骨化石。

这都证明了末世冰期并没有把当时的中国土著灭绝。

吴新智认为，对现代人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由此推测古人类起源，这毕竟是间接的证据。

“因此，即使都是以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的专家，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吴新智介绍说，台湾中央科学院院士李文雄的小组用X染色体做基因分析，结果发现，现代人类的“根”是在欧洲和亚洲，而不是在非洲。

并且，他们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祖先距离现在至少有40多万年，甚至是100万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