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对分子人类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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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对分子人类学的看法
以“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定论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再次遭到考古学界的质疑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
通过分析其中的遗传物质DNA,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现代女性的基因都来自一位妇女,她生活在大约14.8万年前的非洲;而现代男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父,他也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
进一步的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5~10万年前非洲人进入亚洲和欧洲;而生活在中国的原土著——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都在新居民抵达前灭绝了,他们没有留下后代。
分子生物学得到的这一结论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它似乎帮人类找到了真正的亚当和夏娃。然而,自从这一结论问世以来,它就和传统的古人类学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化石分析显示,至少在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地区,15万年前的“土著文明”一直连续到了现在,并没有被来自非洲的外来文明所取代。
2005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公司联手,启动了一个历时5年、由私人赞助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其目的是描制人类迁徙的路线图。由于这个项目采用的研究手段依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且似乎暗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已成定论,该计划再次在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绘制“基因地图”
“寻找人类起源计划”首先要收集世界各地大约10万个人的基因样本(其中我国大约2万份)。科学家将使用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计算机,对这些DNA样本进行分析,最终绘制成一张人类万年迁移图。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众多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一计划。作为研究者之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卢大儒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访。“我们的目的是绘制遗传结构图,就是把每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有序地分化出来,再根据地理板块划分,把人类的遗传结构关系(亲缘远近关系)梳理出来。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的‘根’,把‘根’和‘枝条’所在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进而找到人类祖先迁移的过程。”卢大儒解释说。
“我们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共同祖先,只是时间把我们给隔开了,”该计划的领袖、美国科学家威尔兹说。
卢大儒也说,根据基因分析,实际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祖先距离我们非常近。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遗传信息的变化有连续性,一定的隔离群体有一定的遗传结构,一代到一代之间,基因的变化有一个恒定的速度。如果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之间的遗传距离可以估算出来。“如果我们都来自于元谋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应该有50~100万年。但实际上,中国人任意两个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5万年。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年,我们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1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的分离时间也就只有5000年左右。”
根据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4~6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通过西亚、南亚进入中国。欧洲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分几拨进入。而现在,“寻找人类起源计划”要把原先得到的结论做得更细,依据遗传标签,研究者要绘制一张详细的人类迁徙的“基因地图”。
10万个基因样本要覆盖全球所有的族群,因此确定采样对象将异常严格。该计划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由遗传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综合考虑共同确定哪些种群和群体必须要采样。按族群分配到当地之后,再由当地专家细化落实。
中国的56个民族都将被覆盖到,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要细分,例如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将被分别采样。
采样目标倾向于男性。卢大儒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的DNA中既有反映父系血统起源的Y染色体,又有反映母系血统起源的线粒体,而女性的DNA不能反映前者。
基因方法研究人类起源不可靠?
然而,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甫一出来,就遭到了传统考古学界的质疑:该计划采用的依然是纯基因技术,并且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现代人类由非洲迁出”,因此又引出一个争议。考古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认为,如果两个前提——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实可靠;现代人类的确起源于非洲——不成立,那么,这个计划根本毫无意义。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认为,用分子生物学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起源这一古老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方法本身有缺陷,还处于初期阶段。
高星研究员介绍说,分子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很多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一个假说是:新的人类到达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当地原先的居民发生基因的交流。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者认为,末世冰期(即最后一次冰期,从大约13万年前开始,一直持续到1万多年前)使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原有人类都冻死了,非洲人走向其它地区时都是进入无人之地,所以不可能跟原有居民发生融合。
“但我认为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近70~80万年来,地球出现了几次的冰期和间冰期,末世冰期并不比以前的冰期还冷,而到这个时候,人类的技术、文化、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以前更冷的冰期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冻死呢?”高星说。
同样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也表示了和高星同样的观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长江以南,甚至于黄河流域,冰期还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在河南郑州的织机洞,近年就发现了末世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器;浙江桐庐还发现了那时候的人类头骨化石。这都证明了末世冰期并没有把当时的中国土著灭绝。
吴新智认为,对现代人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由此推测古人类起源,这毕竟是间接的证据。
“因此,即使都是以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的专家,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吴新智介绍说,台湾中央科学院院士李文雄的小组用X染色体做基因分析,结果发现,现代人类的“根”是在欧洲和亚洲,而不是在非洲。并且,他们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祖先距离现在至少有40多万年,甚至是100万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