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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第一节古文运动

一、什么是“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诗的格律化、文的骈俪化,同是六朝文学的主要特征,而前者为唐人所继承发展,后者到中唐以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诗歌,尽管也有人会强调它的政治和伦理作用,但它的艺术性、抒情性总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种特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无可非议;文章则不同,它作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会使它的多种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骈文更显得不切实用。

六朝文章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弊病:

第一,是骈体文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

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一种“格律文”。

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

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

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同,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继承王禹偁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等人。欧阳修等人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欧阳修进一步开创了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使其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祐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苏轼、曾巩和苏辙都是这一年中的进士。再加上王安石、苏洵,欧阳修周围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古文家。内中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都写出了不少成为后世

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留侯论》、《石钟山记》、《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等,文采斑斓,使宋文于此极盛。欧阳修重视奖掖后进,王安石、苏轼皆出其门而相继主盟文坛,宋文得以顺利发展。嘉祐二年的科举改革后,古文日益兴盛,并从此取代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迄近世。唐代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以后,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当代和后世仍不断出现骈文作家和作品,古文家亦时或采用骈辞俪句作为艺术手段,只是骈文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由唐宋古文运动开始的古文新传统,支配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被白话文所代替。

二、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1.政治改革与文体的革新。安史之乱以后盛唐的气象已衰败,社会潜伏着各种政治矛盾和危机,德宗、宪宗时,社会出现所谓的中兴气象,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官吏,从巩固唐王朝的统治,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德宗贞元、宪宗元和时期象王叔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一大批人主张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恢复孔孟儒学的道统与文学的“文以明道”,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基本倾向。

2.文学发展的自身原因。骈文的产生本来是文学审美观念和文章艺术技巧的进步,也曾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但骈文的创作逐渐走向了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想空虚,内容浮泛。因此从南北朝时期就有人开始反对骈文,如梁朝的裴子野、北齐的颜之推。至初唐以降不断有人提倡古文,陈子昂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柳冕等相继而起,提倡儒学道统和文章复古。这都为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3.韩、柳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而且他们以其丰富的创作,确立了“古文”的写作规范,开拓了“古文”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手法。所以,韩、柳在理论上为古文运动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为“古文”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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