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市场化进程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三个省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地位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域，不仅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和龙头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中部沿海地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带发展水平获得国际公认区域整合已有坚实的基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市场化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的市场化进程也是由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所决定的。
江苏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的社区积累比较丰厚，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靠自身的资金积累和本地的银行贷款。
同时，苏南紧靠上海、南京，容易与城市企业形成专业化分工，经济联系主要以区际贸易为主。
因此，其经济发展道路在工业化的启动阶段是内源型的。
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金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散失。
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州、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
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江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华的区域之一，尤其是从宋代到元代，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变革，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农业生产的变化宋代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基础较为扎实，此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而且采用了适用于水稻生长的轮作制度，这也是中国农业史上首次出现的轮作制度。
同时，涟漪灌溉也成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该灌溉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水稻生长所需的水量，还可以增加土地利用率。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元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再是以水稻种植为主，而是种植了大批的棉花、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的大量生产也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商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出现了新的技术变革，比如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被誉为“东方农具之冠”的牛耕、马耕等农业机械的使用。
二、城市化的发展宋代和元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是重要的变革之一。
在此期间，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北京。
徐州、扬州、苏州等城市也成为了该地区的重要商业和文化中心。
城市化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繁荣。
比如元代江南地区的文学，就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元代的南杂剧、元曲等艺术形式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商业活动的变化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关键期，江南地区也在这段时期进行了独特的经济发展。
在此期间，江南地区的河道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商船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直达北方和海洋，这使得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迅猛发展。
同时，由于江南地区的棉花、丝绸等纺织业的兴起，其产品已经能竞争当时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产品。
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的发展也带动了银行业的兴起，宋代时期在江南地区有不少钱庄、票号等贷款机构，与此同时，元代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汴京、杭州等地的“千户侯”，他们实际上就是商人集团或贸易集团。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变迁。
在中国的诸多历史时期，江南地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古代，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在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发达农业和水利工程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繁荣。
随着历代政权的更替，江南地区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
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达到了巅峰。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拥有繁华的城市、繁忙的港口和繁盛的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前来发展。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转移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
尤其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控制权，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工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使其经济地位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随着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再度展现出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先进的科技和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和国内外企业的进驻。
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的起伏和变迁。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从古代的发源地和繁荣中心，到近代的经济落后和衰落，再到现代的经济崛起和繁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相信江南地区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篇一：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标题一：江浙两省经济现状分析江浙两省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渐增大。
江浙两省耕作的江南平原，人口密集、交通便捷、资源富集等因素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江浙两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土地利用率低、劳动力成本过高等。
本文将对江浙两省经济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讨这两个地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标题二：江浙两省产业结构比较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在于其产业分支较为集中。
工业、服务业占据了江浙两省的主导地位，二者分别占据了江浙两省GDP的80%和60%。
然而，江浙两省的工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大都集中于轻工业、纺织业、化工业等传统产业，缺乏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具有创新性的新兴产业。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省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策略。
标题三：江浙两省科技创新能力比较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江浙两省虽然在科技研发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但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两省在人才引进、基础研究、应用技术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探讨两省在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方面的未来战略。
标题四：江浙两省人口发展问题江浙两省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也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爆炸式增长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江浙两省人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城市人口膨胀，农村人口过剩，城乡差距加大，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对策。
标题五：江浙两省生态环境评估江浙两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地区，大量的工业、交通等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水、土壤、气体污染严重，资源消耗率较高，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
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分析
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分析江浙沪地区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这三个地区中，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莫过于上海，其次则是江苏、浙江两个省份。
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其中的产业结构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江浙沪三地的产业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是，上海以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弱势产业中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相对较少；江苏则以制造业占据主要位置，其次为服务业，农业和林业、渔业等弱势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浙江则以工贸业迅猛发展，在此外，服务业和农业发展相对平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是中国最早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地区之一，上海所处的位置也使得其具有拥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进入20世纪，上海的贸易、金融、工业等方面发展迅速，民营经济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随着市场发展，服务业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上海现在经济最为重要的产业。
江苏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东部地区的十二个经济圈之一。
江苏的产业结构也与其历史有关。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江苏的传统产业是纱织、纺织、涂料、药品等产业，以与上海紧密联合的方式，为上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随着上海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江苏的制造业开始由粗放发展向精细化、高端化发展，成为江苏经济的支柱。
浙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制造业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大量制造业企业迅速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浙江经济比较集中的江浙沪地区相比，农村经济有一定差距，导致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地理位置来看，上海依靠港口，江苏依靠丹徒口和淮海经济带，浙江依靠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对外开放，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结构的发展。
总之，在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然而，面对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江浙沪地区必须不断地调整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提高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带动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
浙江模式的演进轨迹和制度变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综述
浙江模式的演进轨迹和制度变迁浙江在发展模式、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具有令人赞叹的浙江特色。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以浙江经济为主题，讨论民营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和浙江经验，对中国和浙江经济发展的过去进行总结，对现状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意义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卓勇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浙江民营经济的突破与展望》主旨报告。
卓勇良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非常低，浙江农民面临“生存危机”，尤其是面临四方面制约：一是自然资源的制约。
浙江缺煤少铁无油，人均播种面积1.9亩，仅是全国平均的82.6%；二是国营工业的制约。
全省国营工业产值列全国第18位。
三是知识薄弱的制约。
1978年浙江每万人口工程技术人员34.4人，只有全国的76.3%。
四是改革滞后的制约。
浙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迟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开，是全国倒数第2个省份。
同时，存在五重激励：第一重激励是农业社会传承的文明激励，浙江人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有坚实的精神支撑。
第二重激励是现代社会挑战环境的激励，缺乏资源和投资，未形成计划经济路径依赖，改革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重激励是毗邻上海的较好区位条件的激励，血浓于水，交易成本较低。
第四重激励是省内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的激励，较小空间范围内也能具有相对较大市场需求，有利于创业初期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
第五重激励是具有最低限度的积累水平，1978年全省城乡人均储蓄34.2元，是全国平均的1.6倍。
浙江民间经济突破是在一个基于理想选择的制度架构内，形成最早的基于自然选择的个私经济：一是在“不得不然”的无奈背景下，在约束较强、激励更强之下，浙江城乡居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束缚。
二是在多层面“自然而然”状况下，形成以民间为主体，政府顺应、支持和推动，快速渐进的市场化进程。
在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约束激励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形成一个典型的无奈之下的“不得不然”场景：第一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近乎赤贫状况下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趋于无限大，形成十分强烈的创业激励；第二，政府别——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综述1月3日，香樟经济学论坛(CEC)联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浙江经济》杂志社于1月3日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分析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可按照不同的标准分类。
不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分类的条件，还可根据资本的所有权进行分类，也可根据经济运行和政府管理的关系进行分类。
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这三种成功的模式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为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意义。
二、制度变迁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苏南地区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精髓，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苏南地区就将乡镇企业设置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
乡镇企业与当地政府共同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也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企业发展壮大的需求越来越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開始，苏南地区启用了新的制度安排，摆脱传统框架，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
此时，苏南经济模式的核心仍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与政府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仍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1995年以后，区域之间的制度竞争越发激烈，迫使苏南地区改变原有的制度，同时继续推进发展战略，引进并利用多方资源，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此外，在同一时期，浙江温州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飞速上升的态势。
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浙江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
也就是著名的“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前，浙江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家庭工商企业，当地政府在温台地区制度安排及变迁过程中，对其进行保护。
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合作企业逐渐减少了优惠政策，浙江的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个体私营经济。
浙江的经济发展已摆脱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之间发展为开放型经济，很多企业开始与国际企业合作，产业也结构得以提升。
建国后，上海的经济变迁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浦东模式”是上海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代表。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省的区域发展模式探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省的区域发展模式探究作者：茅路洒来源：《财经界·学术版》2015年第11期摘要：新常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其主要特点也体现在浙江省的区域发展进程之中，但从内部经济来看，浙江还是存在着城乡、城市的双重“二元结构”。
因此，浙江应明确其区域发展模式，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梁，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先机。
关键词：新常态二元结构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新常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其特点有四：经济增速是适度的、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
浙江省经济正在越过经济增长的拐点，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首先，从增速上来看，2011-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均低于10%，同中国经济的总体新常态联系，对市场极度敏感的浙江已率先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从城镇化与工业化方面来看，浙江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2013年，全省平均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1.6%，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4%，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浙江城市化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即将进入成熟阶段。
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14.3%，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下，发达国家的低迷经济，已经无法为浙江乃至中国的产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意味着浙江不能再过分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从内部经济来看，浙江还是存在着城乡、城市的严重双重“二元结构”。
目前浙江农民工总数在1783万人左右，占到全省5493.8万常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工业化兴起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人口聚集进一步扩大了经济、身份差异，导致农民工遭遇制度性歧视，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呈现出双重二元结构特征。
在新常态视角下，更重的任务已摆在浙江面前——在经济减速和提质增效中实现新平衡。
发展地区经济的政策与实践——以江南地区为例
发展地区经济的政策与实践——以江南地区为例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了很大差异。
作为我国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江南地区发展的潜力和优势非常明显，因此如何发展地区经济也成为了政策制定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实践。
一、江南地区经济概况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和江西等省份，是我国南部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截至2020年，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GDP分别为10596亿、6831亿、3562亿和3874亿，其中浙江和江苏的GDP排名已经进入全国前五。
江南地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要支柱，其中制造业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很大比重，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和化工等制造业已经成为江南地区的支柱产业。
二、政策和实践为了推动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实践措施。
1. 政策扶持江南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支持地区企业发展。
特别是政府引导企业实施“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此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江南地区政府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着力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港口经济和物流产业共同体。
2.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江南地区也在着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以此来推动全区的经济发展。
为此，江南地区还建立了一批创新平台，如政府研究开发机构、高校和企业联合创新机构等，吸引和集聚了大量优秀创新资源，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此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江南地区也在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
3. 推动城市化发展江南地区还在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特别是在新城和新区建设方面，建成了一批现代化城市示范区，以此加快地区城市化进程。
此外，江南地区还在积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加强污染治理、碳排放控制和垃圾分类处理等方面的工作，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趋势。
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论概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可能为错误的制度所抑制。
因此，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长期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地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大，改进制度所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一般说来，制度变迁通过如下机理来影响经济增长：(1)制度变迁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制度变迁改变贸易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3)制度变迁扩大了允许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如果机会减少了，增长也将开始停滞。
江浙沪行业报告
江浙沪行业报告一、江浙沪地区概况。
江浙沪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三个省市。
这一地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新能力而闻名于世。
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制造业。
江浙沪地区的制造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之一。
其中，浙江省以其轻工业和纺织业而著称，江苏省以其化工和机械制造业而闻名，上海则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拥有发达的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和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
这些制造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三、现代服务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江浙沪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也日益壮大。
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金融、保险和证券业。
同时，江苏和浙江的商贸、物流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在不断壮大，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四、创新能力。
江浙沪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释放。
特别是上海，拥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这些机构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为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
五、发展趋势。
未来，江浙沪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将保持强劲的势头。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一地区将继续发挥其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新能力的优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一地区将更加开放，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六、结语。
江浙沪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地区将继续发挥其优势，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这一地区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保持其竞争力和活力。
希望江浙沪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沪浙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的报告
沪浙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市委政研室近年来，沪浙作为东部地区的璀璨“明珠”，倾力推进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发展成果和巨大变化令人惊叹。
按照市委“万名干部东部行”的安排部署，市委政研室组织各县区、试点镇及市统筹委部分成员单位同志赴沪浙地区考察学习。
所到之地，处处彰显着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新理念，许多成功举措和取得成就令人折服、让人深思。
城乡同步满目春理念科学超前。
新要求催生新理念。
“三化同步”明确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
为此，上海浦东新区围绕“城乡统筹统什么？”,提出了“把城市建设的更像城市，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的思路，大胆探索国际大都市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新路子。
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制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提出要“推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整体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嘉兴、义乌市开展城乡改革试点，率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为全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树立了样板。
做法细致务实。
沪浙地区是思想解放的前沿，更是工作精益求精的样板。
浙江姚庄镇以“先行先试、率先突破”为出发点，实行“两分两换”（即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实现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同地同权”，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的样板。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通过实行集体控股的市场经济模式，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航民模式”，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突破4万元，跃入“中国经济十强村”。
投入给力到位。
大手笔投入是沪浙快速发展的动力。
上海浦东新区从2010年起，区镇两级财政连续5年投入76亿元，对17个镇230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改造，涉及村宅美化绿化、道路桥梁扩建、河道清理整治等八个方面，农村面貌快速改观。
浙江嘉善县围绕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近年来财政多方筹资，投入120多亿元，加强学校、医院、广场、水电路气等各种公共设施建设，大资金的投入迅速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
上海开埠后江南地区的变化及其对上海发展的影响
上海开埠后江南地区的变化及其对上海发展的影响徐占春【摘要】从唐宋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其传统经济的发展和近代的调整,适应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上海的开埠在近代江南地区人口和市镇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对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期刊名称】《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09(023)003【总页数】5页(P102-106)【关键词】上海开埠;人口变化;市镇经济;上海发展【作者】徐占春【作者单位】宜春学院,政法学院,江西,宜春,336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9.5传统的江南地区指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地区、上海市、浙北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的余杭县，近代以来，浙江宁波和绍兴与以上地区联系紧密，所以近代江南主要包括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上海地区。
自唐宋以来，这一地区就是中国经济重心，其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明清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江南地区在近代前的经济发展，催生和完善了江南地区内部经济交流系统和市场体系，成为江南地区与上海之间经济关系演变的前提。
（一）农业从宋末到明初，江南东部平原发展显著快于西部和北部。
这一时期江南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人口重心从西部和北部转移到东部。
耕地的开垦和一些主要的水利工程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平原地区。
以农田改良为目标的“干田化”活动，更是集中在江南东部的低湿地带。
［1］84江南经济作物种植范围扩大，稻田种植面积在缩减，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
但是由于存在棉田复种水稻的情况，所以明清江南水稻种植面积仍然有4050万亩。
［1］126在这一时期，“人耕十亩”是江南农民家庭农场的普遍经营模式。
［1］243（二）手工业明清时期，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江南棉纺织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为棉布产量的增加和棉布贸易的扩大。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分工的加强和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江南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域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它位于长江以南，包括现代的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份。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变迁经历了多个阶段。
早在古代，江南地区就是中国经济繁荣的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以及便利的交通网络，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周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著名的农业中心，米粮丰收，物产丰富。
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早期就发展起了水稻种植业，并逐渐形成了水乡经济的特色。
随着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宋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达到了高峰，尤其是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
在这些城市，商业和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商品交流频繁。
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突出。
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苏州和杭州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而宁波则是重要的海港城市。
由于长江和太湖的便利交通，江南地区与内地和海外的贸易都十分方便，各种商品都可以迅速运输到达。
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色商品也远销海外，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变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开始发生变化。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江南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冲击。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江南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开始逐渐衰落。
江南地区也成为了战乱的重灾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才逐渐恢复。
上海成为了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浙江和江苏等地也发展起了现代工业和服务业。
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外资的引进，同时也受益于当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才资源。
不仅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改善。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历经了风风雨雨的变迁。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江、浙两省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其发展道路却完全不同，其经济发展战略被人们冠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那么，这两种发展战略有何特点，同时又存在什么问题？本文将对此作出论述。
关键词：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民营经济外商资本江苏和浙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圈中重要的两大区域，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两省的经济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和浙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省特色、符合各自实际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两省经济发展迅速，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
江浙两省经济发展现状由表1、表2、表3数据可见，无论从综合指标，还是从人均指标来看，无论是从单个省份，还是从两省合计来看，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这两个省份发展到今天，取得如此成绩，完全靠自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适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
江浙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受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特定区域的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和特征。
江浙两省由于在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表现为各自针对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以及自然条件所采取的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战略。
（一）两省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不同江苏南部自然条件要比浙江南部优越得多。
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苏南物产丰富。
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江苏人更具开放包容的心态。
横跨长江的经济区位，聚集了南北各地人才。
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就聚集了众多的人才，可谓人杰地灵，也由此形成了底蕴深厚的“吴文化”。
吴文化，强调的是均衡、集体、等级。
在吴地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融合古今，汇通中西”的吴文化，其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精于计算、务实、求稳、包容、开放以及浓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等。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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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 展 模 式 与 不 同 区域 的 经 济体 制 改 革或 制 度变 迁 方 式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本 文 的 目的 旨在 研 究 长 江 三角 洲 地 区 中 不 同 的 经 挤 发 展 模 式 与 制 度 变 迁 方 式 的 特 点 及 两 者 内 在 的 互 动 关 系 ， 在 此 基 础 上 展 望 新 世 纪 初 长 江 并 三 角 洲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前 景
另 一 方 面 ， 济 增 长 又 会 反 过 来 影 响制 度 安 排 的 效 率 ， 而 产 生 制 度 变 迁 的必 然 性 ： １经 经 进 （）
济 增 长 产 生 了新 的 稀 缺 性 ， 要 新 的 制度 安 排 来 配 置 资 源 ， 尽 可 能 消 除这 种 稀 缺 性 所 带 来 的 需 以 经 济 和 社会 损 失 ； ２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了 新 的技 术 性 机 会 ， 要 新 的 制 度 安 排 来 使 机 会 最 有 效 地 （） 需 转 变 为 经 济 效 益 ； ３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了 对 收入 或 财 富 的 新 的 再 分 配 的 要 求 ， 要 新 的 制 度 安 排 （） 需
＊ 本文 为 国家 杜科 基 金谭 题 （ 目号 ； Ｂ ４ ）２ 项 Ｊ ４ 《 ｌ世 纪 初 长 江 三 角 市 场 化 进 程 与 进 蛾 一 体 化 发 展 战 ｌ 研 究 的 阶 段 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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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
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理论概述二、区域市场化模式差异江浙沪三个省（市）的经济密不可分。
然而，其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模式又各具特色。
（一）早期发展模式与制度差异在早期，江苏人在本地发展制造业，上海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资本，而浙江人和浙江资本则在上海发展，这一状况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地制度形成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发展模式差异并没有影响三地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
这种融合以逐利性为动力，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既满足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也形成了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改革开放后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差异在三地制度变迁模式中，上海和浙江刚好是两个极端，江苏则处于中间状态。
上海是典型的转轨经济模式，浙江是比较典型的新古典模式，江苏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模式之后，近一、二年开始，逐渐开始形成以股份制和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模式。
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三地制度变迁模式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了三地加强合作，互补互利的基础。
（一）经济发展过程差异江苏省早期以上海为依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与国有企业相配套的产品、配件和短缺经济下城市工业不能顾及的差异市场产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让出了一部分产业和市场。
主动接受产业转移的乡镇集体企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迅速成为江苏经济活动的主体。
二产的比重迅速上升，形成了一种二、三、一比重顺序的产业结构。
这样的一种制度变迁使得江苏和上海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性，也使其产业层次也要低于上海。
企业微观组织的创新使得模糊产权的局面逐渐改变。
“三外齐上”战略的巨大成功使江苏省企业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外向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由区际贸易转向国际贸易，由内向型经济为主导转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
浙江省同样也受益于上海的产业转移和市场相让，但更主要的是个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创新。
“从夹缝里求生存”的市场意识使得浙江省的个私经济总能以小规模（相对而言）得到发展，单体规模的偏小制约了服务行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
江浙沪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江浙沪开放型经济模式比较
江浙沪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南京财经大学汪素芹白晓云内容提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在我国经济最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形成了“新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
本文对江浙沪三地开放模式进行比较，认为江苏在“引进来”方面有优势，浙江在“走出去”方面有特色，而上海则在中心城市的国际化发展领先全国；同时，三种模式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因此，应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未来。
关键词：江浙沪；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所谓开放型经济模式，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将本土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融合，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类型与方式。
因此，开放型经济模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就了长三角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而江苏“开发区产业集聚”、“浙江现象”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并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不断深化，也奠定了长三角在21世纪初期在中国的地位和在世界上的影响。
一、江浙沪开放型经济模式产生与演化比较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选择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支点，使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三地在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基础上经过一次次嬗变，原模式所涵盖的区域以及内涵均已大大拓展，甚至发生了质的飞跃，演变成新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
1、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生与演变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是对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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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趋势。
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论概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可能为错误的制度所抑制。
因此，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长期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地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大，改进制度所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一般说来，制度变迁通过如下机理来影响经济增长：（1）制度变迁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制度变迁改变贸易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3）制度变迁扩大了允许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如果机会减少了，增长也将开始停滞。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影响制度安排的效率，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必然性：（1）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稀缺性，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以尽可能消除这种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2）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技术性机会，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使机会最有效地转变为经济效益；（3）经济增长产生了对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的要求，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调整，等等。
简言之，制度安排发挥效率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就会变得不相适宜。
为对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作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
而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模式是由不断变化的制度需求因素和制度供给条件共同决定的。
对于同一个制度安排，不同区域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使得各自区域实施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大不一样。
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这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
同时，初始条件决定了何种力量将成为启动该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
如果某一经济相关主体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突出，则该主体必然会是制度变迁的主体，或是制度变迁的混合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会随着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一个区域的制度安排也会因此而不断演化。
同时，制度变迁的主体也会逐渐转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的经济相关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也会随着改变。
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力量最终会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
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使得一些区域的经济主体在一定阶段获取高额的"制度租"成为可能。
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安排并行，使得制度变迁主体可以利用各制度安排的差异获得制度上的相对效率，当某个区域率先实施某项制度安排时，其他区域与其相比时会表现出巨大的"制度落差"，这种因制度创新带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会给这个区域带来巨大的"制度租"；另一方面，为追逐同样的制度租，其他区域的制度仿效会使这种制度租逐渐分散，直至为零或直到一项能获得更多制度租的新的制度安排产生。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一个地方的制度变迁方式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和政府强制性。
前者是内生的，后者是强制供给的，正如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所指出的："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
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
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变迁。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大相径庭，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路径也就大不一样。
区域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尽管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其制度变迁启动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启动与进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追逐"制度租"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却往往显示出高度融合的趋势。
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两省一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速的趋势。
二、江苏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已有一定发展的社队企业关系密切，于是，乡镇企业便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
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从整体考虑企业与政府这两个主体时为"帕累托改进"，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企业想依赖政府获得制度租，政府则想获得企业一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此时，乡镇企业和当地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便构成了一个产权的"混合主体"，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当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将是最优的，虽然其产权并非十分清晰，但在此制度环境下，与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由于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经营的强有力介入，使得乡镇集体企业所获得的高额的制度租往往可以抵消产权制度低效对其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一时期，乡镇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并举。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仍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模糊产权制度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制度变迁的主体仍是乡镇企业和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丧失。
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其关键是对产权制度重新作出安排。
此外，在同一时期，以非公有产权为标志的"温州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效率，不同地区的制度竞争也迫使苏南地区必须对原有的制度安排作出变革。
1995年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作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
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二、浙江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温州模式"的扩散或放大。
改革开放前，温台地区的国有工业基础差，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脆弱，当地政府在地方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并不突出。
同时，在温台地区，农民人均耕地少，仅以农事难以养家糊口，大量农民外出经商务工以谋生路，这使温台地区储存了大量的具有市场经济知识的人力资本。
因此，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
当地政府在权衡自身收益与中央权威、短期"政治安全"与长期"政治绩效"后，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解释员".此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减少了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微观经济主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两类"摩擦成本"，使对"摩擦阻力"的承受部分地转移到地方政府，从而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而"良好界定的产权使拥有者能把他的努力结果转让给他的后裔，这强化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单位"，因此具有较大的正的激励效应。
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
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从而能主动地使制度变迁向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进行"强制性"改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
企业的竞争力低下；与被挂户方出现信用危机，整个地区则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信誉危机。
政府不得不对"红帽子"企业的控制权重新作出安排，其制度优势也开始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