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中国》读后感

历史的无序与偶然
——读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对于历史，我似乎越来越不知道说些什么。

印象里，关于过往的事件和人物，几乎都是学校课本里的定义，那种带有社论立场、演讲腔调的盖棺论定，那种带着道德审判、阶级划分的不容置疑。

然而，当我们从课堂里解放出来，重新睁开属于自己的眼睛，重新打量那些已经蒙上灰尘的往事，却发现，原来许多事情并非想像的那样简单明了，并非印象中的那样字正腔圆。

剥开时代严肃得让人心惊的标签，还原的历史，竟是那样的荒诞与不堪，那样的乖谬与无序。

我们不得不重新辨认历史的是是非非，不得不重新梳理曾经让我们愤慨、让我们热血喷张的风口浪尖，并进一步确立更为客观的往事钩沉与当下判断。

比如法国的大革命，比如俄国的十月革命，比如我们的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比如张鸣的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里谈到的辛亥革命。

是的，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在用许多形式纪念这场被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运动。

在林林总总的叙述中，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权威定义，它既揭示了革命发生的背景，也表现了它的性质和意义。

然而，当我们打开张鸣这本书，看到那
些被有意无意遮蔽的真实史料，却发现最初的那种时代洪流，竟然夹杂着太多的无常与偶然，让人怅然若失，让人触目惊心，让人尴尬难堪，让人如鲠在喉。

面对那些一直以正确的面孔出现的权威版本，我们不得不想，在那些铿锵有力的叙述之下，还有多少真相被掩埋？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在教科书上，是摧枯拉朽、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变革。

在这场革命中，那些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民族救亡，为的是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他们理应是那个时代的旗手和主力军。

这几乎已经成为思维定势，成为试卷里的标准答案。

然而，张鸣却用事实告诉我们，这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历史上的辛亥，其实更多的是混乱，是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权力PK，是各路人马的利益纷争，是各种欲望的旗幡招展，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盛衰浮沉。

可以这样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想像中的孙中山一呼百应、地方势力的箪食壶浆的场面几乎是没有的，更多的是各种角色轮番的粉墨登场，各种声音彼此的碰撞消长。

在革命的声浪中，腐朽的清政府自然是风雨飘摇、大厦已倾，但各种野心与反动的势力却也应运而生，纷纷从暗处走到前台，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成为瓜分果实的胜利者。

正如作者所言“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

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所谓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行动，而是各自为政、缺少章法的跟风和盲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出现了山大王一样的都督王金发，扬州出现了混混都督孙天生，湖南出现了白条封官的焦达峰和陈作新，甚至“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也都可以一举成名，觊觎天下。

毫不夸张地说，因为没有深入而彻底的宣
传和动员，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程序，那些乱世枭雄都成了时代的弄潮儿，那些青皮无赖也成了革命的先行军（哪怕像孙天生一样只过了几天皇帝瘾，也觉得此生值得）。

而山东更是出现唱戏的刘艺舟率领戏班子打下登州、陕西一省六都督的传奇，江西也出现了革命党人李烈钧凭借三挺破机枪（其中有一挺根本打不响）便稳坐都督位子的咄咄怪事，等等等等，让人既忍俊不禁，又悲从中来。

可笑的是那种近乎小儿游戏的荒唐，可悲的是多年来我们被愚弄的情感与判断。

我们相信历史的方向，相信历史的步伐，相信历史的规律，然而，当我们剥开辛亥革命的面纱，却发现，原来所谓的方向只是一种假设，所谓的步伐只是一种附会，所谓的规律不过是一次次的偶然。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成功，如果士官三杰的吴禄贞行动谨慎反水，如果革命党人给张作霖安排一个合适位子，如果清朝的海军统帅萨镇冰在攻打武汉时没有左顾右盼，如果北洋军一直由冯国璋指挥而不是中途易帅，那么，历史可能会改写，起码会是另一种速度和可能。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它就是那样偶然地错过一个机会，转过一个拐点，像一匹野马一样走向了它的未知和可能，并最终定格。

而这种偶然连着偶然的事件及其方向，却成就了历史的必然。

这似乎是历史的另一面，它有天方夜谭一样的怪异，却没有天方夜谭一样的因果。

张鸣的这部书不是历史史料的堆砌，也不是那种大话版的历史演义，它是翔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合理想像和推理。

它涉及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在革命大潮中的各种势力构成的分析，理念的碰撞，以及新旧两种力量的政治、文化的对比和较量。

读这本书，我不时想到鲁迅的小说《药》和《阿Q正传》，想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甚至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等等，因为
它的敏感，因为它的深刻，也因为它的才情和趣味。

所以，诸如易中天、李零、秦晖、丁冬、陈丹青、梁文道等学者才那样不吝笔墨口舌，为其摇旗助阵。

作者对待历史是严肃的，但他没有一本正经的教条，而是轻松自在，但由于其犀利毒辣的眼光，剑锋所指，还是一剑封喉。

可以说，这本书有足够的阅读快感，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论文，而是具有文学的想像和修辞。

然而，它的文学性并没有削弱它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没有随意到杜撰历史，没有调侃到大话历史。

这是一是综合了历史、文论与文学等诸多因素的跨文体写作，它严谨，但不失诙谐，轻松但不减深刻。

它消解的是辛亥革命的符号化，还原的是具有戏剧效果的革命现场，让正面的、反面的历史人物放下后人描摹的脸谱，回到有血有肉的生命本原。

张鸣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他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近代中国近代史的常识普及，让那些边缘的秘密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让后人重新认识那段峥嵘岁月下掩盖的荒诞与理性，混乱与构建，偶然与天道，并借此恢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对历史篡改的警惕，进而懂得，捍卫知识分子可贵的怀疑精神，和普通民众理性的尊严。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男人对独享自己女人的“初夜权”似乎有着天经地义的看重和不容侵犯的道德容忍底线；而如今，在与诸多小三的争夫战中，中国女人似乎也培养起了几近敏锐的洞察力、侦查和反扑能力，一路披荆斩棘，有的旗开得胜，一路杀将过去，有的，则凄凄哀哀，节节退让，恐将易主天下，可不管怎么说，一切关乎自身尊严和损害切身利益的事儿，都不是小事，怎么也得先占得个道德制高点，该维护的维护，该争取的争取，稍微彪焊点儿的，打得赢就关起门来挂上白旗，宣称自家事无关乎外人，失了势的，则就有点儿哭诉无门，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意思了，家事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国家”这么一个庞大的统治机
构里发生的事情，又是如何呢？这种事情向来敏感，于是，叙史的人开头还小心翼翼地讲，我们就跟着小心翼翼地听，后来，大家的八卦点数眼看着飙升，干脆戏说的戏说，杜撰的杜撰，弄得一干人真真假假傻傻分不清楚，只是大家都本着一条活命的原则：别走到“爱国主义”这面小红旗的背面去就是了。

以至于近100年发生的事儿至少对我来说还是云里雾里、面目全非的样子，直到碰到了这么一位说史、写史的人，他的文字里多少透着点儿“娱乐精神” ——这让说惯看惯正史的委实觉着不着四六，却又是带着十分诚恳和学术的态度，帮着历史观极其模糊的我去解读了100年前发生过的那一摊子家事、国事、天下事，去理解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变革的始末——历史上管那段叫“辛亥革命”。

闹革命要有两样法宝：一是情势，二是钱。

背景一：戊戌功败垂成，慈禧怒，光绪危，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虽摆平了谭嗣同一干人，可被忽悠进来变法的外国人不干了，非要通商、遍地建教堂，宣传他们的主啊神啊的，不过，还是咱们农民有力量，集体组团誓把洋人赶出国门为己任，大刀长矛借了民族主义的光，捅在洋人身上，恨在洋人心里，于是联合起来要血债银子偿，割地赔款外加通关夺税权，顺带把个闯了大祸的义和团灭了满门还不撒嘴，人家直接奔着占地盘来的，眼看着半个中国都建了租界，可清政府大气不敢喘，谁让人家占理在先呢，历史上称：庚子赔款。

背景二：眼瞅着蓝眼黄毛的西洋人来抢钱掠地，不得已忍了，可这友好邻邦也想裹进来分一杯羹，这可是天理难容的事，打，必须的。

起初清政府觉得，咱也不是打不起，东洋人算个鸟啊，飘洋过海，趁火打劫的，咱有北洋水师好几镇，精良大船不信炮轰不走你，可是不见真章不知道，不光咱们的土枪土炮是祖宗辈的，就连战略兵法都是祖宗辈的，一动真格的还就怂了，不日就被这洋枪洋炮洋
兵法的小字辈悉数拍死在水里了。

虽悲壮十分，但万分没想到的是，这胜者王败者寇的道理居然全世界都通用，于是，战败国没有发言权，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便从此拉开帷幕。

背景三：甲午海战一役，庚子赔款一闹，虽保住了主权，可200年的大清基业，末了末了，还就是满人你说了不太算，怎么办？卧薪尝胆，亡羊补牢呗。

清政府还真就痛定思痛，决议革新了。

第一条，立宪制，第二条，建新军。

开始挺好，大家秩序井然，该干嘛干嘛，可怪大清国欠运气，光绪慈禧前后脚撂着蹦地进棺材，刚见起色的改革形势怎么就落一帮二十几岁吃闲饭的亲贵手里了，于是带头的摄政王憋着劲把“窝里斗”的传统发挥到几近亡国的极至，收权力、收铁路，总之，他们一上台，方针政策就偷天换日：先把朝廷里的汉人赶了，至于亡不亡国，另说。

这一脑残举措直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举国上下危机感陡升，人们意识到，大清国不灭，必亡我国土。

于是，情势开始小起了。

先是新军里个别的小打小闹，起初也无关痛痒，可架不住这亡国奴的帽子时间扣长了人心就发毛，接着，海外的革命军势力开始水涨船高，同样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高调回归，视灭满救国为第一要务。

海外筹资谋划光复之计如孙中山，回国打入敌人内部如吴禄贞、蔚天蓝等一干人等，他们几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军队里管事儿的大小头头儿们也是睁眼闭眼装没看见，有的革命党人甚至还得到了重用。

没怎么打的时候，大家皆同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便提溜清政府新军一个团的兵，上到团长下到士兵，断然分不清谁是革命军谁是北洋派，到了1911年双十起义之前，这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闹了九次了，虽说这清政府对外怂了吧唧，可是对付自家同根同种可不是吃素的，最后弄来个亲贵饭桶瑞澂端了革命党在武汉的窝不说，还撒话出去说要按照缴获来的
花名册一个一个收拾，这下军队内部上下开始人人自危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革命党激进派的头头们都把谁写进花名册了，那年头入革命党是赶时髦，不用几年考察期，也不用随时写冗长的思想汇报报告和缴纳党费，所以革命党人队伍没怎么使劲动员也就撒着欢的迅速扩张，杀一儆百都挡不住。

可这下花名册落在了满人手里，了不得了，于是情势开始大起了。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内部一普通士兵熊克武用手里私藏的仅7颗子弹，开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各个营连团的兄弟们纷纷响应，眼看情势已经搂不住了，没想到说要杀人的满人瑞澂先就挖了狗洞准备跑路了，弄得原先一大批还准备骑墙望风的新军人员窝了火，集体倒戈，跟了革命党闹起义，从武汉开始逐渐蔓延到周边省，到孙中山组织北伐，袁世凯南下议和，晚清被迫宣布退位，中国宣布进入民国时代。

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10月10日。

脉络梳理到这儿，原先支离破碎的历史事件总算给串连到一块，明白了逻辑关系，也稍微晓得了大致的前因后果，可这么大一地界，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不断，事故不断，利益纷争不断，这期间，如鱼得水者有之，被迫下水者有之，坐看观景者有之，混淆视听渔翁得利者有之，搅局有功、晚景凄凉者有之，关键时刻，是都要让位给利益这盘菜的，谁动了我的利益，诛之！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

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
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

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坐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