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29中国历代私人藏书家溯源

中国历代私人藏书家溯源

周盈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图书馆上海市 201620)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最早的甲骨文字记录开始，中国的藏书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即使以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起算，也已经三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倡导思想和言论自由，讲学之风盛行，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图书收藏由官府著述、垄断藏书发展到官府与知识分子俱藏的局面，出现了最早的私人藏书家。

一、早期：孔子墨子为私人藏书先驱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私人藏书家。他周游列国，不仅读过周王室藏书，而且到处访求历代典籍。《公羊传注》称：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等等。可见他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

秦始皇焚书时，有不少私人藏书家把书藏在墙壁、山洞中，拒不上缴。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孔安国亦谓：“至鲁共王始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礼记》、《论语》、《孝经》。”《资治通鉴》载：“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甚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私人藏书并非个别现象。孔子之后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各派学者的争论，古代的文献资料都被陆续编集成书，加以抄录书籍的材料容易取得，当时的学者都有藏书，私人藏书出现了一个高潮。《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韩非子》：“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等。到秦代，私人藏书同样与国家藏书并存。

墨子也是先秦有名的藏书家。《墨子·贵义》记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随身携带的书甚多，可见其藏书之富。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这也可以间接证明他有丰富的藏书。

除孔、墨外，先秦富有藏书的还不乏其人。《墨子》书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如惠施，《庄子·天下》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不纳，归而发愤读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一个穷困的说客还有藏书，可见当时在一般士人中都有藏书。《韩非子·喻老》篇提到“王寿负书而行”。。。“知者不藏书”，可见战国时“负书而行”和“藏书”已常见。到秦代，私人藏书已很普遍。秦始皇下焚书令，正反映当时民间藏书已相当普及，不得不下达法令。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写到，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儒家经书毁尽，“《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可见民间藏书已经是国家法令无法尽毁的了。

二、汉魏：宗室贵族为私人藏书主流

汉代时，私人藏书还只限于社会上层，这主要和帛书昂贵有关。西汉著名的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他们都是宗室贵族，凭借财势，大量聚书，《汉书·河间献王传》载刘德聚书事迹说明了河间献王聚书的方法、规模和质量。所谓“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说明这种收集图书的方法是通过一种交易而得到的。

除王侯外，汉代私人藏书之富者也多是贵族世家或达官显贵等社会上层人物，如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十二岁就在皇帝身边接受教育，历任多种官职，官终中垒校尉。他曾一度去职，闲居八年，“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可见他藏书甚富。他在天禄阁校书，撰写叙录时常引用“臣向书”，即他自己的藏书。

到东汉，随着图书社会流通量的增大，私人藏书家也逐渐增多。如曹曾，字伯山，家财巨富，收藏图书甚多。光武初，因兵乱，乃积石为仓以储书，世称“曹氏书仓”，门徒多达3000人。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字君山，家富藏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桓君山藏书处”，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清人王岩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云：“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图书插架欲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忆我读书数十年，每披新论景名贤。”东汉时，藏书最多的首推蔡邕。《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蔡邕有书近

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在简帛时代，聚书万卷是很不容易的。又《后汉书·列女传》载蔡邕女蔡琰见曹操：“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这一段记载不仅证实了蔡邕藏书之多，当时像蔡文姬这样有家学渊源的读书人是怎样记诵和书写的，也说明许多书是如何由散失而复出的。

赐书制度是古代藏书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书籍垄断在王室手中，赐书制度就是王室将某些书赠给某人，是书籍在空间上的流通。通过赐书，一方面藉以加强中央同地方诸侯国家、属国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所赐书籍的思想内容，影响和统一臣民的思想。《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其中就有史（太史）、典策（典籍简策），即朝廷赐给的典籍。汉代赐书制度十分盛行，王室赐予的书成为私人藏书的重要来源。蔡邕藏书万余卷，半数为朝廷所赐。汉以后此风仍盛行，如《梁书•江易传》：“家传赐书数千卷”；《新唐书•柳宗元传》：“家有赐书三千卷。”南唐李煜对张洎“赐书万余卷”（《宋史•张洎传》）等等。宋代以后这种制度才趋向衰落。

汉代私人藏书达到数千卷的，屈指可数，而魏晋时期，私人藏书多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的，已不罕见。《三国志•蜀书•何朗传》：三国时蜀汉的何朗（168—247年），任步兵校尉、丞相长史。马谡败失街亭，他因知情不报而获罪，去职回成都，“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藏书多少没有记载，但既“于时最多”，可以肯定他是三国时第一个藏书家。以后，藏书家不断出现，藏书数目也逐渐增多。如：《晋书•张华传》：张华（232-300年），字茂先，官至司空。工诗赋，“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藏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当时正值纸书盛行，三十乘纸书为数已非常可观，而且可以提供朝廷所没有的正本，可见藏书品种和数量之多。

魏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为私人藏书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朝廷藏书不断散失，除毁损者外，大多通过私人买卖而“散落人家”，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机会。因此，这一时期不仅图书流通范围扩大，而且私人藏书的集聚比前代更普遍，程度更高。

三、宋代：从名宦巨卿到富庶阶层

宋代私人藏书比起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客观原因在于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使图书流通总量不断增长，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买书藏书已由难趋易。由于这一新的历史背景，宋代私人藏书进入另一个极盛时期，其特点是，藏书家大量增加，藏书家的分布地区广，藏书数量多，并出现不少藏书世家。

据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的统计，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比五代以前藏书家总数还要多，约占历代（先秦至宋）藏书家总数的64％（先秦3人，汉代7人，三国8人，晋代7人，南北朝59人，隋代3人，唐代87人，五代27人，合计201人）。宋代藏书家的地区分布也远比前代广，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藏书家的地区，到宋代也陆续出现。例如福建地区，唐以前的藏书家几乎没有，而到宋代，福建藏书家见诸记载的就有28人，其中藏书万卷以上的有浦城杨纮（杨亿之子，聚书数万卷），仙游傅楫（聚书万卷），浦城章甫（藏书万卷），莆田方略（藏书1200笥，筑万卷楼贮之）、方于宝（聚书数万卷）、方崧卿（聚书4万卷）、郑樵（藏书万卷）、郑寅（藏书数万卷），闽县朱倬（藏书数万卷）等9人。这仅仅是福建一省的情况。宋代私人藏书最多的要算吴县叶梦得，藏书逾10万卷（据王明清《挥麈录》）。这个数字比以往任何皇家藏书都要多，在唐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私人藏书，除名宦巨卿等社会上层人物外，中小地主和一般士人中间也不乏藏书万卷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过庭录》称：“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万许卷，其间颇有不必观者。”这里所说的荆州田氏，指田伟、田镐父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田氏书目》六卷，皇朝田镐撰。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镐，伟之子也．因此成目。元祜中，袁默为之序。”《紫桃轩杂缀》：“田伟藏书三万七千卷，无重复者。黄鲁直与其子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