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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总体性

【导语】因此，探讨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瓦解问题，不能简单地只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的显性作用，而忽略辩证法总体性的隐性作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没有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把握，马克思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视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结构框架下“再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只有在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开创的新的思想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自我修复背后必然崩溃的实质才能被“再现”出来。

总体性和否定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近年来，辩证法研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即侧重于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并以此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是马克思瓦解资本逻辑的哲学基础，而较少关注辩证法的总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有学者主张从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但同时也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观与辩证法的总体观根本不同，辩证法的总体观与资本形而上学存在同谋关系它削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力度。可见，尽管总体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但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这种特质仍然面临诸多理论挑战。为此，本文主张，辩证法总体性特质的当代阐释应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二者关系的深入反思中，开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新路径。

一.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剥去了其形而上学的“神秘外壳”，吸收了其否定性的“合理内核”，从而使头足倒立的辩证法获得了“合理形态”。对此，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却提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根本就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而恰恰是辩证法本身。“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1]因此，所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仅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上的，“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

阿尔都塞对于“颠倒”问题的上述论断，旨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庸俗化理解。“这种对象的无差别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中是以下列形式表现出来的:差别只在于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对象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此，一切问题就在于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又被理解为从黑格尔那里引入并应用于李嘉图著作中已经存在的对象的方法。”[3]对此，阿尔都塞提出，不能简单地用黑格尔辩证法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多元结构性批判将被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一元论所“窒息”。

可见，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上述论断关注的是马克思辩

证法的“合理形态”，实际上，他所要追问的真正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的是辩证逻辑?如果在“颠倒”的意义上给予肯定的回答，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那么这表明马克思仍然被辩证法的思辨形式所纠缠。与之不同，阿尔都塞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成熟的马克思哲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内容”，而且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形式”，即辩证法，“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4]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遵循的并非是辩证逻辑而是具体总体的历史逻辑。

阿尔都塞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祛辩证法化解读，引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是否贯彻了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到底如何?笔者把上述问题称为“阿尔都塞问题”。“阿尔都塞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特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关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消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合法性的方*路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的“塔克-伍德命题”具有典型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遵循正义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大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

罗伯特·塔克在考察了《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述后提出，“我们应该清楚劳动所得的公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的道德目的。分配正义的理想在马克思的精神世界里完全

是一个陌生的东西。”[5]与此同时，艾伦·伍德提出，马克思尽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并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这种揭示和批判与正义无关。或者说，马克思并不是遵循所谓的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体而历史的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是从整体上谴责资本主义的;这种谴责的基础在于，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运作及其历史地位采取一种统一而完整的分析。”[6]可见，在塔克和伍德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借助诸如正义等“价值规范”，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事实”给予客观揭示。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资本主义的“事实”与“价值”是一致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或正义性为前提。

基于“塔克-伍德命题”的上述判断，再来反观“阿尔都塞问题”，一些亟待破解的理论难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的不是辩证逻辑，那么如何理解“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出的悖论性问题: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

“经济事实”做出了深刻批判，却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对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作用机制的结构性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域”的革新:“《资本论》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理论。生产方式不同，这种社会作用也不同，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开始觉察到这一点。生产方式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社会作用的机制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