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思维的影响

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 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 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 足以保⑨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四心”只是“四德”之“端”，以性善论为基础，论述了人们 皆有 不忍人之心，这一心理行为只是道德上的无条件反应，“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不需要后天的说教和锻炼。性乃“天之所与我者”，天赋道德，仁义礼智四 端这道德先验具备的机制便形而上学的归结于“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估 计孟子追求这道德先验性具备的根源问题答案时明显遇到了困难，百思不得其 解，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世界也仅仅是战争、功利、政治等等诸多人为因素所构 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于这个明显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说孟子硬是要得出 一个答案来保证他的性善论成立的话，便也只是把这个在于人间世界集合之外 的、超出人的认识能力的现象委之于天，在“天”上得到看似无可辩驳的理论根据。 而这也符合古人对“天”的迷信思想。这里孟子也说了：“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关 于“天”的思想。
二．董仲舒的儒学及其影响
儒学正式开始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起到重要作用的时代由董仲舒开创，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儒学作为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官方主流 哲学而存在的基础。董仲舒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
行宇宙论，配置融合在一起，从而在系统论的宇宙图式框架里成功解释了儒家 伦常政治纲领。“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感应。
“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 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 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董仲舒站在宇宙论的高度，认为天的四时就和君主的喜怒哀乐一致，证明 了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严格的统治秩序。这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 求。他把自然的各种现象（地震、火灾、水灾等等）归结于天对人君的警告，给予 中国之后政治文化中盛行的风水学说的理论基础（例如后世史书就惯用各种吉 祥征兆的笔法来写帝王，《三国演义》中也常常以军旗旗杆折断作为大将死亡的 前兆），成为了中国传统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题目浅谈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思维的影响
任课教师
陆敏珍老师
浅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思维的影响
【摘要】本文初步讨论了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思维的影响，特别谈及孔孟儒学及其影响、董 仲舒的儒学理论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影响，最后总结了哲学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儒学 庄子 哲学
引言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程，铸就了中国人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思维结构。从 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经过人们政治实践和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环节，便自然而然地 诞生出中国哲学观念以及相对完备的哲学理论。经过几千年的诘难辩论、引申实 践、完善发展，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哲学理论便反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行为，奠定了 中国自身有别于他国的文化模式、智力结构和心理特征。
董仲舒的创造更多集中于他创建了阴阳五行的系统论宇宙观，成在于此， 败也在于此。阴阳五行与人世万端连接起来，前人早有此说，并非董仲舒的原创 但董仲舒比阴阳家更成功的是，他改变了在阴阳五行里统治者对“天”完全无能
为力的状况，把所有元素甚至包括“天”都囊括进他的学说里，申发出经典的“天 人感应”：
“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 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 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 (上林下 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 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 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 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要求与道德约束，这一点便体现在“克己复礼”四个字上。把对“礼”的遵守提高到 道德自觉的高度，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主义中。要实行仁道，视听言动四个方面 都要遵从礼的要求，于是这里孔子的仁便过渡为人们内在的做人要求。
仁，可以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可以是“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可以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宪问》），可以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作为整个儒家学说最重要 的概念和轴心之一，“仁”体现了一系列道德规范与要求。西方文化里基督教通过 设定一个超越人世的彼岸的“上帝”，在伊甸园的传说中宣扬人们需要通过修养 自身来弥补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即赎罪。而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孔子的 “仁”一开始就以历史的礼为依据，取消人世之外的独立性神，人自己就要做到 道德自觉。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的开端便取消了宗教存在的可能性。孔 子的“仁”，在很大程度上便在起源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他以言传身教的诸 多道德学说和人生实践来实现“仁”，充分体现了入世的精神，尝试着实现社会 的和谐，同时也肯定了“礼”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制度，这制度后来也经 后人之手发展成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制度。于是以后中国两千年多数文化阶层人士 都有着入世的人生态度，一代又一代都有着担当国运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而以 血缘氏族伦理制度为基础的封建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国施行了几千年，尽管此时 的“三纲五常”也不再是孔子本人的原意，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伦理的强 大惯性。这与其说是冷冰冰的制度，毋宁说是中国自身特有的强大文化力量和活 生生的社会风习与传统。
天人感应的五行宇宙图式由此诞生，孔孟时代的儒家学说中的血缘基础、治 平理想、道德规范、实用理性、中庸之道等等被继承了下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 更是成为以后中国哲学的经典观点。也许连董仲舒本人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宇 宙图式深深影响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思维和心理特征。这种宇宙图式囊 括了所有元素，各种角色各有其位，“任何事物，上至皇帝，下至庶民，也包括 神灵世界，都大体已被规定在确定位置上，与其他事物都有大体确定的关系、联 系和限定，彼此都受一定的约束牵制，而最终被制约于这个系统本身。2”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以“仁”释“礼”，视图将这外在的礼内化为做人的修养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主张实行“仁政”。孟子提出性善论，并将之归 结为良知，良知的概念具体化就是“四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 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 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让中国人民有了安分守己的传统特性，既然一切都是永恒的，那么为什么要做 出徒劳的改变与抗争呢？这也与常年来中国精耕细作、自给自养的牢固不变的自 然经济特征相吻合，也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现实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统图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强大稳定性。例如，魏晋以后 佛教传入中国，尽管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顶礼膜拜，但最后佛教终于也没 有成功取代儒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后来凝聚力极强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更是 被排斥在中国文化主流之外。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使得儒学总撷百家之长，儒学 的教化深入人心，佛教再也难以在这种充满了等级秩序的阴阳五行中插进中国 思想界。也许其它国家和民族会难以想象这是何等的稳定性，其实这是十分自然 的思想结果。于是，佛教想要在传统的中国思想格局中获得地位，就必须要调整 它和现实政权之间的关系，减少与现实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以获得自身发展 的空间。慧远在其《答桓太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答河镇南》等书中承认了佛教 观念与儒家教化的现实一致性，孙绰的《喻道论》更是直言“周孔即佛，佛即周 孔”，沙门终于得拜天子，佛教宗教势力也终于屈服于儒家，再次显示出中国古 代文化遵从阴阳五行图式的巨大惯性。
这个宇宙图式自身具有完备性，因此不再有这个图式之外的元素的存在， 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后人所做的几乎就只有在这个系统论里达成圆满的解释。 因为各种角色各有其位，思不出位，所以秩序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稳定被定 义为永恒不变的死气沉沉的“永恒”，创造被定义为不符常理的“妄想”或者“造 反”。既然人们的思维不能超越这个系统，便也只能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囿于过 去的经验论，仅仅满足于科学在技术方面的使用实践，例如中国劳动人民在实 践中早早就发现了负数，早早就算出圆周率相当精确的数值，可惜乎先人也就 止步于这水平，不再寻思作出更普遍的科学抽象思辨，导致中国古人思维方式 始终停留在感性实用的水平上，更倾向于使用直观、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也是儒学思想在中国科技文化方面上最明显的影响之一 在更广义的层面上，这个宇宙图式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封闭的心理特征。明清时候 统治阶级自认为中国天朝地大物博，虚骄自大，固执保守，闭关锁国，无需向 外国学习和引进，不思进取，也与这点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同时这个“永恒”也
一．孔孟儒学及其影响
中国文化主体发源于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后经董仲舒的改造、汉武帝的独 尊儒术政策，儒学的作用便被放大到政治与教育等方面，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 国两千多年的优势地位。但是我认为，儒学作用的放大也意味着自身结构的改造 和一定程度的扭曲融合，此时这不再是孔孟时代的学说了，这也造成了这套学 说得以被重用和延续下去的传统。于是乎，中国文化特征和思维结构的成功辉煌 与重大缺陷便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归结于这一扎根于中国政治与思想中的儒学。
老师在课上曾提到孟子认为道德修养的方向为“反求诸已”。于是道德修养的 次第是“尽心—知性—知天”。值得一提的是，孟子还强调养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人 格，“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无疑
，这里孟子的“浩然之气”在之后两千多年里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道德传 统形成了巨大影响。“浩然之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凝聚起来 的，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这充分体现了人们道德 自觉的感性要求，也鼓舞了仁人志士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理 想和道德的至高境界。
“天者，百神之大君 ”“君为阳，臣为阴；父 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 阴。”这就是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学说。这一伦常学说 进而演化为一种制度，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而愈来愈深入 人心。即使在各种文化冲突碰撞的 21 世纪里，我国仍然保留着春节过年拜年聚 餐的传统。这正是中国在血缘伦理方面重要文化的根基之一。对于这一伦常制度， 我们可以说它是精华，也可以说它是糟粕。一方面它以人们的血缘纽带为根据， 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固牢靠，有助于我国文化的繁荣稳定发展，同 时它也有助于确认与加深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认同，对人们的稠密人际关系作出 了功不可没的贡献，易于上升到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高度。但另一方面，三纲五 常不再是孔子所追求的氏族遗风（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过去式，注定有其重大缺 陷），对人格的过分拘束反而约束了思想的发展与再创造，封建礼教引起的悲 剧也屡见不鲜。例如“敬老尊长”在造就了人们尊重他人的文化现象和心理情感的 同时，同时也容易引起重经验而不重视创造实践、讲资历而压抑后辈等等诸多消 极作用，这样在中国文化进程中往往阻碍着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社会的进步，使 得中国文化结构往往有着看向过去的倾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相互攻伐，周朝的礼乐政治制度趋于崩溃。孔子 创立儒家学说，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道德学说和德政主张，均不见用。与柏拉图 向未来的“理想国”不同，孔子渴望在这个动乱的年代里“复古”，希望回到前朝 安定的社会和维持过去的氏族社会传统。换句话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旨在维护周 礼，希翼着周礼制度下的民主遗风和安定秩序。“但历史向来是是在悲剧性的二 律背反中行进，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必将消失的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意识 却构成了孔学的中心。1”